美国中期大选后，女性从政出现了数个历史“第一”：参议院选出了第一位代表艾奥瓦州的女性议员，国会产生了第一位共和党的非裔女性议员，罗得岛诞生了第一位女性州长。甚至有评论称，2014年成为美国女性从政历史的分水岭。然而，美利坚大学女性和政治研究所主任、政府研究教授詹妮弗·劳力斯（Jennifer Lawless）和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教授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则悲观预计，2036年前，美国参政性别差异状况不会有明显改善。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调查显示，71%的公众声称“性别”不会是他们支持某位政治候选人的主要条件。看上去，美国女性参政形势确有大幅度改善。劳力斯也承认，在微观层面上，美国女性参政有明显改善，但从总体数据来看，2014年美国女性政府官员数量与以往持平，处于全球女性在立法工作领域参与度排名第100位这一结果也与往年一致，因此参政性别差距仍然存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克里丝汀·堪斯奥（Kristin Kanthak）和乔纳森·伍恩（Jonathan Woon）曾召集350名匹兹堡大学的本科生参与实验，他们把学生分成数个小组，之后发现男性和女性成为小组领导人的意愿相差无几，但当学生被要求竞选成为整个团队的领导并发起简单的竞选活动时，女性显然就不如男性积极了。女性好像天生“厌恶”竞选等选举程序。

　　劳力斯和福克斯曾做过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对象是最有可能选择从政的职业人群如教育者、律师、企业主以及活动家，在忽略政党、收入、种族和地理区域等条件下，结果显示，被调查的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从政欲望。

　　他们继而又做了一项抽样调查，选取4000名中学生和大学生，发现中学里女性和男性对参政期望的差别并不算大，但是到了大学差距就拉大了，即社会化程度越高，女性参政欲望越低。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关于如何改变社会这一问题，女性比男性更注重慈善事业的重要性，而男性则更希望通过自己从政改变世界。从社会大环境看，家庭、学校、同辈和媒体均更关注激起和保持青年男性的政治兴趣和抱负。反之，女性则越来越少地处于被激励、被推动的环境舆论下，久而久之也就在政治适应性方面更加被动。为缩小政治抱负上的性别差距，两位学者呼吁政府、社会和高校都要关注这一问题，从大学时期开始鼓励女性参政。

　　本报记者就参政性别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采访了劳力斯。她认为，从具体层面上说，更多女性参政可以有效降低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忽视。有学者研究发现，对性别平等、日常儿童托管、灵活工作时间、最低工资调整等这一类问题，女性政治家比男性更为重视。但她也表示，不论女性还是男性，在美国政治体制中都首先是党派的产物。她呼吁更多的女性参政，向政坛注入新的领导风格。

　　名为“加州崛起”（Emerge California）的非营利组织专门负责帮助女性参与竞选，其负责人金伯利·艾丽斯（Kimberly Ellis）对目前女性参政的数量表示失望，并呼吁希望通过改变性别差距而改变美国的政治进程和文化，从而影响政策结果和立法过程。她深信女性政治家比男性少了好胜心，会更重视枪支管理和儿童问题，也更容易达成妥协和一致。

　　美国选民中女性超过半数，但女性官员则不到20%。劳力斯强调，更多的女性参政能够使政府更具有政治合法性，也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更具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