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一条挂有敦煌彩塑作品的走廊，走到尽头，便是一间塞满各种各样敦煌学书籍的资料室，这就是郑炳林的办公室。他说，看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心里既踏实又自豪。

　　郑炳林是兰州大学敦煌学学科带头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敦煌学研究所所长。至今，他从事敦煌学研究已有30余年。

　　怀揣使命感与敦煌学结缘

　　“起初是带着一种使命感与敦煌学结缘的。”郑炳林告诉记者，1981年还在兰州大学读书的他，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听到日本学者藤枝晃谈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术研究工作逐步恢复并快步向前，敦煌学研究也掀起了小热潮。兰州大学因势组建敦煌学研究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前身）。1982年，郑炳林毕业留校任教，如愿加入了这个机构。

　　初涉敦煌学是很难的。“要研究敦煌学，首先要能够看懂敦煌遗书。”郑炳林说，当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才刚刚起步，相关成果和资料较少。郑炳林从熟悉和学习敦煌文书开始，扎实钻研敦煌文书的内容和含义。敦煌文书十分繁杂，既有汉文，也有藏文、梵文、粟特文等。为能查阅到真实的原版敦煌文书，郑炳林“先后到敦煌不下40次”，并尝试学习藏语和粟特文。20世纪80年代，获知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他如获至宝，专门请假坐火车到北京查阅。“一盘胶卷有30多米长，一大柜子，不停地用胶卷机把它摇出来，有些行迹文书，字迹很小，需用放大镜来看，读取速度很慢。”他说，那段时间是枯燥的，但更是充实的。

　　郑炳林甘坐冷板凳、狠下苦功夫，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1989年，他的第一部专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问世，该书对散见于敦煌遗书中的各种地理文书进行了全面汇辑和校注。1992年，他的又一部学术专著《敦煌碑铭赞辑释》出版，该书对敦煌文献中的碑、铭、赞类的文章作了详尽的校释。这两部书至今仍是敦煌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书。

　　让敦煌学研究薪火相传

　　“我们这一代人有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这一格局的历史使命。”郑炳林说，敦煌文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敦煌学是包括许多学科的学科集群，涵盖的内容博大精深，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因此，中国学者有责任把这门学科建设好、发展好。

　　从教30年来，郑炳林紧跟敦煌学研究前沿动态，勤耕不辍，在敦煌史地、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佛教与佛教艺术等研究领域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他先后出版敦煌学相关专著10余部，主编《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吐蕃文献选辑》等系列丛书10余种，在《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18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及国际交流基金项目20余项。

　　1994年，郑炳林被确定为兰州大学敦煌学学科带头人。而在他看来，真正的为人民做学问是让敦煌学研究能够薪火相传。因此，如何将敦煌学学科做大做强，培养更多基础功底扎实、视野开阔的敦煌学研究人才，成了郑炳林思考的重要问题。在培养研究生方面，郑炳林进行大胆尝试。例如，学生培养实行“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博士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培养制，学位论文实行盲审和一票否决制。

　　郑炳林表示，“‘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已经改变，但要从影响世界敦煌学发展向引领世界敦煌学发展迈进，我国学者仍有一段路要走”。

　　促进敦煌学研究国际对话

　　敦煌遗书记录了中外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的历史进程，堪称记载中外文化交流的“活档案”。

　　“敦煌学研究需要始终具有国际视野。”在郑炳林看来，一个学科要发展，就要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寻找新的交叉点；同时需要各地、各学科专家通力合作，实现资料共享，共同推动敦煌学的繁荣。

　　近几年，郑炳林积极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与传播。目前，郑炳林带领的团队已与美、日、英、法、俄等国高校建立了学术合作、人员互聘与人才培养等实质性合作关系，通过海外名师讲学、学术会议、合建研究中心等形式促进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与对话。

　　“不管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每一次学术交流、合作都是对敦煌学最有效的传播，而且有利于推进汉学研究在世界的发展。”郑炳林认为，通过这些交流，不仅能促进中国敦煌学与世界平等对话，也将为世界敦煌学研究增添丰富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