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既要认识事物的量与质，更要研究事物的度（中）

　　——汽会变水、水又会变冰

　　什么是量？量同质一样，也是事物所固有的。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既要有质的规定性，还要有量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既要体现在质上，还要体现在量上。

　　质发生变化了，一事物就会变成另一事物。质的规定性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而不是他事物的根本理由。而量的规定性则不同，同一类事物可以有不同的量，在一定限度、一定范围内，事物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到事物质的变化。

　　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各个构成要素的量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譬如，水是由氢元素、氧元素构成的，每一个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它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结合成水，如果任一要素的量发生变化，就不能成其为水。譬如，国民经济必须按比例平衡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各占多少比重，第一产业中的各个行业各占多少比重，都要有合理的比例，片面强调重工业，轻视轻工业，轻视农业，轻视服务业，就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就好比一个人，身上所需求的各种营养养分比例失调就会生病，就会影响健康。

　　当然，在一事物中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各方面的量，也有主次之分，有的量关乎大局，有的量无关大局或对大局的影响很小。例如，在旧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又如，研究我国国情，必须注意人口数量，注意人口中农民的比重，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国情的两个最基本的数量因素。再如，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既要注意生产力的发展质量，也要注意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离开一定的速度，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毫无意义了。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时曾指出，什么叫慢？实际上慢就是停顿，停顿就是后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6％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是必要的，一定的发展速度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

　　认识事物的质固然十分重要，但认识事物的量同样不可忽视，无论分析什么问题、做什么决策、采取什么举措，首先要做到“心中有数”。

　　指挥作战，就要对敌我力量作准确的估量，从事科学研究，既要有定性分析，也要有定量分析。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化大生产都把量的分析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准确的数据统计作基础，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实验，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现代数学有一个分支学科叫“模糊数学”，它不是抛弃量的分析，而是运用数学方法对现实世界中一下子搞不准确数量的事物，如高速运行的物体、复杂的社会问题等，对其数量作限度的、范围的、程度的、类别的分析，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定量分析。

　　整个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把握社会规律，推进社会发展，必须对复杂的社会巨系统有清醒正确的科学认识。这就需要对复杂的社会巨系统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只有在科学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准确的定性分析。认识社会巨系统，不仅要面对经济问题，还要面对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都需要作科学的定量分析，没有定量也就没有定性。比如社会动荡问题，是多种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促成的，对此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是一个大难题。这就要对影响社会动荡的各类因素作精确的数量分析。如果不把分配、物价、就业、卫生、人口、教育、资源、环境、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保持在一个可以控制的数量范围之内，而是任其恶化，社会动荡就难以避免。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到底是什么状态，对此说法很多，究竟哪个说法是准确的，需要作科学的、精确的、整体的数量分析。只有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进行了精确的定量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复杂的社会巨系统问题作出精确的、定性的科学判断。科学判断最终是定性分析，然而定性分析必须有多学科的精确定量的综合分析作基础和依据。康德认为，一门科学只有成熟地运用数学，才能称其为科学。他这里讲的数学不是指数量的统计和数字化，而是指实验现象背后的数学模型的解释。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年）在《忆马克思》中谈道，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恩格斯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数学在一门科学中应用的程度，标志着这门科学成熟的程度。可以说，社会科学一旦可以运用精确的数量分析，将意味着社会科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广泛地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数据，加以计算和推理使之成为更为精确和严谨的定量分析，才能使对社会问题的科学认识达到科学的理论高度与深度，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问题，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