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在兴办学校、开科举的同时,又通过荐举途径选官,时称“三途并用”。随着“三途并用”转而流变为科举一途独重,导致官场弊端丛生。其中最为流行的官场病,大抵有二:一为“软熟”之病。很多官员,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贵,对朝廷的弊政就不闻不问,表面上是通过谦卑逊顺之态,维持自己的一种“体面”,并藉此博取一种好的名声,实际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富贵。二为“苟沿”之病。如号称“当世名流”之人,尽管大都褒衣矩步,边幅自持,但丝毫不为国为民做一实事,不过“间取一二迂节细目,无关纲维之事,不切名教之图”,稍稍加以点缀,便翘然以千古自许。明代官场病的病根,还是在于士大夫仅仅“做官”,而不是“做人”,更不愿“做事”。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群体中开始流行“认真”或“实心”任事的精神。这不仅仅是对孟子大丈夫人格的一种继承,其实更是对当时士大夫中所普遍盛行的“偷安苟沿”士风的一种反动。

　　在明代的地方大吏中,吕坤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与沈鲤、郭正域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面对官场弊端丛生,吕坤立志“拆洗乾坤、一新光景”,甚至不惜“掀揭天地、惊世骇俗”。为此,他强调“无伪”,甚至将书斋取名“去伪斋”,进而追求一个“真”字,为学真、行事真、治世真。宦辙所至,所行尽是关乎国家治乱、民生疾苦的“实政”。究吕坤之“实心”任事精神,包括如下三个理论层面:

　　其一,立身必须有“实见”,反对“傍人口吻,蹑人脚跟”。他认为,士君子一旦有了“实见”,就会“把捉得定”,甚至将“成败利钝,付之天人”。

　　其二,以“躬行”而达臻“实效”。他认为,儒者最为快心之事,就是“以宇宙内事任之两肩,以万物得所期于实效,俾二帝三王学术稍试于躬行”。尽管吕坤明白“山不可移,海不可填”与“天之难回”的道理,但他仍有“移之填之之心”,决不以“无可奈何”四字塞责,希望“协众之力以回天”。

　　其三,讲究“真实有用”之学。他认为,若是儒者聚会讲求,不过理会古人多年卷宗,拈起磨勘,深文细索,无了无休,那么,即使将此人置之庙堂,亦只成得一个“了得自家”的“迂腐之儒”。为此,他要将埋没已久的“不忍人之心”的念头发掘出来,“扩一体之义,大无我之公,将天地万物收之肚中,将四肢百体公诸天下,消尽自私自利之心,浓敦公己公人之念”,此即“真实有用之学”。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