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提高刊物质量，保持论文的原创性，同时尽可能刊发国际学界比较关注的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并逐步努力引领相关领域的研究话题。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JIP） 作为中国高水平的国际关系类英文学术期刊，自2006年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创办以来，影响力不断扩大，其办刊理念、经费来源、编辑出版流程等都体现了很强的国际化特征。为此，《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了CJIP执行主编孙学峰。

　　机缘巧合 造就一本来自中国的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谈一谈当时创办这本英文刊物的简要过程？

　　孙学峰：这是个机缘巧合。2005年上半年，麦克阿瑟基金会负责人来清华大学拜会阎学通和李彬两位老师，我们将刚刚创办的《国际政治科学》杂志作为礼物送给对方。他们看完后很感兴趣，问是否愿意出英文版，阎老师当即表示非常愿意尝试。8月份，牛津大学出版社当时负责期刊的总经理专门来北京与我们商谈合作的具体事宜并签订了合同。我们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牛津方面根据办刊程序，邀请了7位来自欧美学术界的专家进行同行评议，即评估是否有必要创立这样的新刊。7位专家中，有一位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国没必要再办这样一本国际关系杂志，因为其他类似中文刊物已有英文版，而且认为中国目前还不适宜讨论纯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目前还没有能力主持学术期刊，讨论政策问题就可以了。不过，其他6位专家的意见很积极，认为可以尝试。6比1，这样刊物就办起来了。

　　之后，便涉及刊物的名称。起初是想模仿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或International Security，直接叫International Politics。但很快我们的一位国际编委告诉我们，荷兰（现在转到了英国）有本期刊也是这个名字。后来，综合编委和牛津方面的意见，我们在前面加上了“中国”，就成了现在的名字。牛津大学出版社设计封面时，特地以汉字“国”字作为背景，以突出这是一本来自中国的期刊。

　　中国经验、视角、思想 国际化运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本刊物的定位是什么？

　　孙学峰：一是中国经验。所谓“中国经验”是指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既包括现当代经验，也包括古代、近代的中国外交经验和实践。比如，我们刚刚发表了分析朝贡体系稳定性的文章。

　　二是中国视角。主要反映中国学者对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国际政治现象的独到看法，比如去年我们发表了中国学者分析冷战后中美关系性质的文章，其切入点和结论与已有国外学者的分析判断明显不同，但又颇具说服力，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

　　三是中国思想，挖掘中国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思想。比如，我们刊发过讨论荀子和墨子国际关系思想的文章，引起了海外同行较为浓厚的兴趣。最后，无论是讨论经验还是思想，我们都希望文章能坚持社会科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谈一谈刊物的编辑出版流程？

　　孙学峰：刊物的编辑部设在我们这里（现在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19位编委来自9个国家，其中，中国6名，美国4名，英国和日本各2名，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和以色列各1名。我们在选择编委时遵循三个原则：一要有足够的国际影响力；二要有充分的地域代表性；三要研究领域与中国有关。刊物的资助方在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到今年结束），组稿在中国，编辑校对在英国和印度，印刷在美国，出版在英国。就像跨国公司，总体上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协调，实行国际化运作。

　　我们在清华主要做三件事：一是组稿；二是组织同行评议；三是语言编辑。编辑会对投稿初步筛选，决定是否进入同行评议。一旦决定进入同行评议，我们会邀请2—3位学者进行双盲隐名评审（即作者不知道评审人，评审人也不知道作者）。如果评审意见出现两极分化，编辑部还会再邀请一位学者进行评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评审的稿子都需要作者根据评审意见在一定期限内进行相应的修改，由编辑部根据评审意见、修改结果决定是否接受。对经过评审和作者修改后的稿件，我们再做两次编辑，先是聘请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资深编辑润色文字，然后进行体例、格式上的编辑。完成这些工作后，我们会将稿子发送给牛津大学出版社。之后牛津会通知作者，文章已进入牛津出版系统。一般而言，三周内牛津会把校样发给作者和我们。如在编校过程中发现疑问，他们会列出一个单子，指出不明确和需要修正的地方，如注释缺页码、缺链接等。从收到稿件到最后发稿，周期最快需要三个月，一般需要一年多。

　　多管齐下 扩大国际知名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们在刊物的推广、扩大影响力上有何特别举措？

　　孙学峰：首先，是提高刊物质量，保持论文的原创性，同时尽可能刊发国际学界比较关注的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并逐步努力引领相关领域的研究话题。

　　其次，注重与国际著名学者合作。刊发著名学者的文章有助于提升期刊的影响力，过去一年里，巴里·布赞、米尔斯海默、江忆恩等学者先后在我们这里发表了原创性的研究论文。同时，我们特别注重与处于学术上升期的学者共同成长。这些学者在我们期刊上发表文章后，还会到在其他国际知名期刊上发文章，并经常会提到我们这本期刊或引用他在这本期刊里发表的文章，我们期刊的影响力也会随之扩大。

　　再次，联合牛津大学出版社做好发行和推广工作。比如在Foreign Affairs上登广告。目前，为了扩大国际知名度，每期会选择一篇编辑推荐文章供读者免费下载；所有全文内容，在发表两年之后全部免费开放；建立作者和读者数据库及时发布杂志的相关信息；最近我们正在筹备给杂志开微博。

　　除了这些常规措施之外，去年我们还尝试通过出版《读者集萃》以扩展影响力，即围绕一定主题选择部分期刊文章结集成书。我们的第一本读本是2010年8月做的，集中谈中国崛起，收集了2006年到2010年6月杂志发表过的10篇文章，并配有主编撰写的导读。读本出版后，我们发起了大规模的赠阅行动。赠送读本有几大好处：一是成本比送单本刊物低得多，只有印刷成本；二是相应的热点内容有了载体；三是凸显了期刊的特点。据读者反馈，效果非常好。一方面，中国崛起是个热门话题，而且读本还是免费的；另一方面，在编排上该读本保留了原卷期号和原来的页码，方便读者阅读和引用，读者很感兴趣，而且感到我们在花心思办期刊。因此，我们准备在2011年上半年推出我们的第二本读本，主要讨论中国与东亚问题，现在文章内容差不多准备好了。

　　通过这些努力，杂志的月下载量到2010年12月份已稳定在5000次上下。2010年SSCI期刊对杂志文章的引用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约瑟夫·奈教授2010年10月发表在Washington Quarterly上的文章就引用了杂志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有何建议？

　　孙学峰：第一，要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借船出海。现在国内有些刊物进行国际化的方式，就是将中文版译成英文版，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思路应该放弃。采取这种途径，杂志的学术质量很难保证，而且语言质量过不了关。我们杂志第一期就是完全翻译的，结果第一次送到牛津时，对方认为语言质量很糟糕，重新润色了一遍，出版时间也因此拖后了两个月。

　　第二，要淡化编辑部，由学者而非专业编辑决定稿件取舍。专业编辑要变成生产线上的一环，不做学术决定。学者天天在教书、写文章、看文章，自己的文章有被接受的，也有被拒绝的，所以他们冷暖自知，知道学术研究的方向在哪里、兴奋点在哪里，也就更清楚自己的杂志要刊发什么样的文章，要请哪些学者进行同行评议，等等。

　　第三，中国学术期刊的出版、生产和营销要尽快与我们的出版社整合起来，为今后的国际化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