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于战备需要而对全国工业布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在大后方建设和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工厂企业、职工、干部等从东部一线地区迁到内地，中央财政资金大量投向三线地区。三线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1965～1980年，国家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投资的39.01%，而在三线建设高峰的“三五”计划期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49.43%。不论是从战略格局还是投资规模上看，三线建设都主导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建设，并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刻改变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格局。然而，由于三线建设的主要战略目标在于国防安全，因此，三线建设虽然促使内地工业迅速崛起，但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并未带来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总体呈现停滞状态。

　　目前三线建设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问题，对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使得研究逐渐走向细化，研究主题也日趋多元，从三线建设的起因、三线建设的得失、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等逐渐拓展到日常生活、婚姻问题、人口迁移、文化传播、土客关系等诸多方面，使三线研究趋于立体化。然而在当前研究中关注三线建设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的成果仍较少。周明长的文章探讨了三线建设对内地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核心的三线建设使内地城市被纳入城市现代化的主流进程而获得大规模发展，［1］而作为三线建设核心省份的四川也借此发展成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先导，其在全国工业化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张凤琦对重庆城市发展的研究认为，三线建设为重庆周边地区沿江、沿公路和铁路线的小城镇带来了发展契机，促进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和现代卫星城镇体系的形成，同时也指出存在诸如资本排斥劳力、市政建设滞后等一系列问题。［3］王小蓉则在区县层面探讨了三线建设对四川广安的影响，认为三线建设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而且直接催生了华蓥市的成立。［4］上述研究主要是针对内地城市展开的，尚未涉及东中部以及全国范围城市化进程的问题。此外，以备战为导向的三线建设，其工业企业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加之在工业布局上强调“靠山、分散、隐蔽”，有意避开城市，使得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变为城市化的动力还需要审慎的考察。本文着重于从三线建设对东西部工业化的不同作用机制着手，探讨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影响。

　　一、日渐脱钩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三线建设倾全国之力建设内地后方工业基地，大量的投资和工厂企业的迁入带来了内地工业的迅速崛起。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一方面将国家投资大量投入三线地区，在内地建设大型的钢铁、煤炭、水电、机械等工业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线，同时大幅度压缩和削减东部地区的新项目，以保证有限的资金集中于西部；另一方面则是将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科研单位等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迁入内地，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当时的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东部一线地区将最好的设备、技术、人员支援内地，“三老带三新”（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工厂带新工厂、老工人带新工人），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建成一个完善的后方工业基地。从1964年开始，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工人、干部、资金、设备等涌向了中西部地区，并形成了1965年前后三线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以甘肃省为例，1965年，陆续从上海、沈阳、吉林、哈尔滨、天津、大连、北京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学研究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山丹、酒泉、永昌、民勤、白银等地，共计投资5000多万元，迁入职工、教师1万多人，设备约9000台。［5］据不完全统计，仅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便在西南、西北部署了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从一线搬迁到三线的工厂约400个。［6］西南的四川省、贵州省是三线重点建设的地区，尤其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以及作为交通大动脉的成昆铁路、云贵线、贵昆线的建设，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物资、设备等。中央财政也重点投向内地，仅1965～1967年，国家对四川省的投资就占到全国的14.5%。［7］

　　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国基本建设的规模迅速扩大，三线建设在1969～1971年掀起了第二次建设高潮。1969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骤增至200.83亿元，较上年增长了77.6%，1970年进一步增长到312.55亿元，在1969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55.6%，1971年达到340.84亿元。［8］四川省196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较上年增长169%，贵州省197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较上年增长104%。如表1所示，三线建设主要省份分别在1965～1966年和1969～1971年三线建设的两个高潮期出现了基础建设投资的爆炸式增长，而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一线省市在同一时期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缓慢，与三线建设主要省份形成明显的反差。

　　整个三线建设期间，累计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多达2000亿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约1400亿元，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9］经过1965～1966年、1969～1971年的两次建设高潮，内地逐步建设成以国防工业建设为重点，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学工业相配套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了一批新工业基地，包括以攀枝花钢铁为中心的攀西工业区，以输变电设备和电工器材为主体的关中工业区，以大型水电站、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兰州工业区，以机械和天然气等为主体的成渝工业区以及川东易门铜基地、个旧锡基地、昆明开阳磷基地、六盘水煤炭生产基地等。［10］内地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出现较快增长，主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新疆）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65年的11.59%提高到1970年的12.24%和1978年的13.32%，［11］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东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差距，促进了东西部工业经济平衡。整体上，三线建设期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从1965年的52%提高到1970年的54.8%和1978年的59.4%，十余年间提高了7.4个百分点。而工业部门职工人数占整个社会劳动人数的比重也相应地从6.4%提高到8.2%和12.6%，提高了6.2个百分点，［12］内地工业化水平在这十余年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582、602页数据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