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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民族语言,正与时间赛跑
2016年04月13日 08:13 来源:文汇报 作者:付鑫鑫 字号

内容摘要:截至今年3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已按计划完成81个少数民族语言(含濒危语言)调查点、53个汉语方言(含濒危方言)调查点和32个语言文化调查点的工作任务。

关键词:民族语言;贵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语言;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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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今年3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已按计划完成81个少数民族语言(含濒危语言)调查点、53个汉语方言(含濒危方言)调查点和32个语言文化调查点的工作任务。

  早在去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就印发了《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该工程的目标是按照统一的工作和技术规范,对语言和方言进行调查、采录、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根据计划,语保工程将用5年时间完成。

  中国语言学家、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潘悟云教授指出,语言具有不断演化的特性,因此,有必要尽力保护现存的语言及其体系,尤其是濒危语言。语言保护,形同与时间赛跑。

  如果全国只有千篇一律的普通话,那么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画卷会不会变成苍白无力的一张白纸呢?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龙海燕教授说,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载体。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消亡,都会导致特定的文化走向消亡。

  “你要来采访我? 我这样讲话,你听得懂吗?”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达夯村村干部唐文华在电话那头,用夹杂着贵阳当地口音的普通话询问着,不敢相信自己竟要成为采访对象。

  清明节后的第二天,从贵阳市区出发,辗转近3个小时车程,终于抵达了达夯村———这里混居着汉族、苗族、布依族。山寨间,梯田星罗棋布,有的已经身着绿装,有的刚刚被犁成条状,还有的“穿上”塑料外衣孕育新苗……

  听见汽车的喇叭声,年近半百的唐文华不再站在自家阳台观望,而是兴冲冲地跑到坡上迎接客人。生在苗寨、长在苗寨的唐文华,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上小学之前,我一句汉话都不会说。现在,说汉话和说苗语一样自在!”

  发音合作人需事先摸底

  许是天资聪颖的缘故,上小学一年级以后,唐文华只用一个礼拜就能听懂汉语,又用了一周基本会说简单的汉语。问他两种语言的转换难不难,他信心满满地说:“不难!可能是环境影响,我们在寨子里都说苗语,出门就说汉话。”

  去年,精通苗语和汉语的唐文华被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龙海燕教授选为苗语惠水次方言的采集对象。

  龙海燕的语言数据采集工作,是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主要研究内容,该项目由龙海燕担任首席专家。早年的 《中国语言地图集》(2008年版) 收录了少数民族语言130多种,对每个民族语言的具体分布、人口分布、方言划分有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记录。而现在,龙海燕不仅要记录贵州省的民族语言,更重要的是录制音频和视频,成为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3月,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作正式启动,目标是到2019年12月完成66个采集点的采录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14个点,语种包括苗语、布依语、侗语、水语、仡佬语、毛南语、莫话等。”龙海燕说,相对一般的语言调查而言,他们采集的材料更全面,使用的技术手段更丰富,其学术价值也会更大。

  龙海燕进一步解释说,平日有教学任务,少数民族语言的采录通常放在寒暑假进行。要确定少数民族语言采集点,首先会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确定某一语言、次方言或土语所在的地区,然后再确定要调研的具体村寨。

  发音合作人的选择也要事先摸底。“首先,采集对象最好有点文化,初中或高中毕业。但文化程度不能太高,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受汉族文化影响太深的也不行,影响原汁原味的表达。其次,采集对象通常为2个人,一个是六七十岁的老者,另一个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前者代表‘老派,口音,后者代表‘新派,口音。最后,采集对象的身体心理素质要好。有的乡亲不太习惯,觉得带上耳机,对着镜头和麦克风讲话,好像五花大绑,话都说不流利,那也不行。尤其,老人家最好耳聪目明,反应要快;年轻人得热爱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才能支持这项工作。”龙海燕坦言,如果采集对象不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语言的准确性就难以把握。

  唐文华还记得,他到贵州民族大学录音室进行录音时特兴奋。他说,苗族人一生有4个名字:乳名、学名、老名和鬼名。以他自己为例,出生时有乳名“小玉”;上学后有学名“唐文华”。结婚生子后,父母的名字都会以长子(或长女)的小名冠名,比如,他的大女儿名为“相”,苗寨的人都会称他为“伯相玉”,“伯”意为年长者;待他百年后,则有鬼名“yang(第二声)相玉”。唐氏妻子,则相应地有老名“ma(第三声)相玉”、鬼名“bao(第一声)相玉”。

  “拉锯战”呈现真实的语言

  龙海燕说,完成一个数据点的采集,最短也要十多天,最长会超过一个月。刚开始,一天只能录入两三百个词汇,待熟悉特定语言的声母、韵母、声调等音系词之后,速度才能加快,可以一天录入七八百个词汇。

  “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把对象所说的每一个字、词、句,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龙海燕说,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关于它的发音,需要反复核实,不能臆断。比如说,苗语有个词,声母由两个辅音(tl)复合而成,这在汉语中未曾见过,但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不算鲜见,各种各样的发音都有。

  要采集的2500个常用词汇中,有一部分属于“敏感”词汇,少数民族因其民风淳朴,有时不愿意说,比如接吻、乳房、交媾等。面对这样的尴尬,龙海燕及其带领的科研团队还需运用一些技巧才能获取想要的信息。

  “他们不愿意在录音室或大庭广众下说出来。偶尔,我就跟他们一起去钓鱼、喝酒,趁人少时,再问这些词怎么说。”龙海燕举例说,乡亲们有时候脸涨得通红,想了半天,还是不肯说,只说“丑死了、不能讲”。非得几个回合“拉锯战”,才会“实话实说”。“如果乡亲们刻意地选用文雅词汇,回避常用词汇,就无法还原真实的语言。这也是一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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