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接触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后,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哲学,即使有也只是准哲学,或者说只有具体的哲学如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历史哲学等。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待?答案的关键在于,我们是站在哪个角度。

　　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到我国的驻美大使馆访问,问武官在军校里读些什么书,读不读《孙子兵法》?我们的武官说,《孙子兵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经典,但是已经不太适应现代战争,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理论。谁知这位美国人说,你们把《孙子兵法》读懂了,我们这些著作都可以不读。于是他分析了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孙子兵法》的差异,指出,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是要把敌人彻底消灭掉,而《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在现实中可以有各种变通的方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认为,这个对比不仅是军事思想的对比,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西方文化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观念,中国文化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思想。

　　西方文化的传统,不论是哲学,还是近代兴起的实证科学,都是面对千差万别变动的现象世界,追求背后的本质或本原,追求现实之外的永恒、普遍、统一的真理。这是一种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取向,本质与现象、本原与现实因为对立而无法统一。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取向会转变成对标准的追求,认为只有建立了一个可定义、普适化、可操作的标准,才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用标准来规范个体,常常会导致个体差异被抹平。

　　如果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才是哲学并以此为标准来看,中国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纯理性思索,所以,中国也就没有哲学。但是,哲学并不就等于形而上学。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不把现象与本质、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开。《周易》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在名义上虽然可以分开,但在现实中是无法分开的。“道”不离“器”,“器”不离“道”。这个特点也可以用宋明理学的范畴来说明。宋明理学有丰富的逻辑分析,理学家在形而上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理”和“气”同样是不可分离的。朱熹就认为,“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在作理论分析时必须区别“理”和“气”,但在现实世界中,“理”和“气”是融为一体的。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举止上是可以的,但这些都是枝节,根本的道理却没有传授。子夏听说了以后,大不以为然:不从人伦日用入手,怎么能认识天道性命呢?理学家对子夏的话非常推崇,认为“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又说“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真正的道理无所不在,道就在人伦日用中,不是离开现实另外有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就是常道,要重在从人伦日用中去体悟,这就很好地贯通了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