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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陈云;全国公私合营;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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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因身体不适到上海修养。可他到上海后一天也没闲着，一头钻进这个资本家成堆的地方，就如何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了剖析式的调查，从多方面深入研究，对于如何推行“公私合营”做到了心中有数。1954年初春，他召集全国六大行政区的财委副主任到北京开会，一起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那时还没有去住宾馆的做法，会议代表的住处由机关的总务处安排在中海南墙处的几间极普通的砖瓦房里，首席代表住单间，预备了常用的日用品。随行也按地区分住，几个人一间房。吃饭由机关大食堂操办。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人，现在我能记起姓名的只有4人，他们是西南大区刘岱峰，中南大区牛佩宗，西北大区喻杰，华东大区张劲夫。还有两个人想不出来了，一个是华北大区代表，家住北京，开会时车来车送，在会上一言未发，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还有一个是东北大区的代表，他也没有发言，我几经回忆想到一些人，考虑再三不能确定。

　　会议在政务院会议厅进行，会议厅处在中海的东花厅和西花厅之间，是个很宽敞高大的会议厅，厅内放着五排长条式的会议桌，桌上铺着白布很干净。会场的进门处放着一张桌子，好像是记录席，可是没有记录员，在记录席上坐着三个旁听的人，一个是陈云秘书周太和，另一人是财办组长何畏（司局级），还有一个是我，我当时是经管粮、棉、油、蔴、茶等一、二类产品的普通干部。

　　陈云先说明开会的目的，他说（大意），这次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陈云说，为了进行改造，我想首先应当推行公私合营政策，不知这个想法好不好，能不能行得通，请大家商议。在陈云讲明会议宗旨后，好半天没人搭腔，好像许多人对这个议题没有进行调查和研究，心中无数，讨论不起来。会场上出现了冷场的僵局。

　　陈云安静地等待回音，隔了好一阵子，华东区代表张劲夫打破了这个僵局，他慢条斯理地说（大意），我们华东区和财委对毛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过讨论，在“一鸟两翼”中，工业化是最重要的主体，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费大力气地努力奋斗才行，是个长期的重要任务。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涉及面很广，情况很复杂，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理出头绪，在政策上不断地进行调整改进，才能分步骤地前进。唯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我们取得政权后，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限制，我们在1953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产品实行统购包销，没有必要再等上几年，现在就可以向改造的方向前进，实行公私合营是对私改造的必经之路，可以下令“齐步走”了，不能再等了。

　　陈云越听越感兴趣，便走到张劲夫的背后，张劲夫立马恭敬地站起来，陈云边听边提问题，两人面对面交谈起来。

　　陈云问你们想从哪里入手时，张劲夫说，我们准备先把大头抓起来，把那些商品对路、市场畅销、人民喜爱的产品先抓到手上，在取得经验后再进一步扩大。

　　陈云说，你们的想法是对的，这样可以增加市场供应，还能稳定物价。可是你们打算对原来的经理、厂长以及技术骨干等有用的人才怎么安排？

　　张劲夫说，用人的问题要慎重，需要逐个进行审查，起码不能让国民党的人趁机混进来。对于一般骨干，要区别情况，分头进行调查研究，进行个别观察。对于经理、厂长首先要看是否有真本事，是不是个真正的人才。如果他在原料消耗上、品种花色的丰富上下工夫，产品质量过硬，又能降低原材料消耗，他就是真正的人才，才可以聘用，让他们仍当经理和厂长。虽然在有些人看来经理还是经理，厂长还是厂长，没什么变化，但实际上这个变化可大了。原来的经理和厂长是资本家自己或他们的骨干和心腹，现今他们被国家录用，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奔忙的公职人员，这个本质变化从称谓上表现不出来。对原技术人员，如工程师、设计师等也要留用，并发给奖励，至于原来的账房先生，则首先不是看他们愿不愿意留下，而是看他们是否有真本事，是否是人才，看他能否帮助工人代表梳理全盘工作，是否通晓全盘各环节工作的经管，账房先生应是全才。至于那些靠裙带关系上岗、专心为资本家看财的一律不要，由他们自己去找出路，这是搞公私合营，新企业不承担任何人员包揽的义务。

　　陈云说，只要是人才就可以放手聘用。人才是靠长期实践才能培养出来的，应当爱惜人才，如果派个不懂行的干部去当厂长、经理是不行的，听他们瞎指挥会出乱子的。

　　张劲夫继续说，不过既是公私合营，就还得给私方资本家留一个小尾巴，给他留点盈利。

　　陈云说，那些自主经营，自任厂长、经理的资本家，大都是内行，懂业务、会管理、有工作能力，大都可以聘用。至于编余人员，可由政府另行安排。社会主义嘛，总得叫人有工作、有收入、有饭吃。对于一些安排不当的，大都因为政府对资方人员的了解不够透彻。全国实行公私合营政策，会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个人之间出现核发工资偏高、偏低以及有些人安排不很适当等参差不齐的问题，一时难以完全避免，以后可再进行必要的调整。

　　陈云问，对经理、厂长实行聘用制，给他们发不发工资？

　　张劲夫回答，对于经理、厂长的聘用，不能马虎，要逐个进行研究后才能决定，若是人才应聘用。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同行业的用人待遇核发工资，正职、副职开给不同的工资。说到这里，张劲夫提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聘用的经理、厂长工资太高，而公股代表虽是这个工厂、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却只能拿他原工人岗位上与别人相同的工人工资。这样同是企业、工厂的主要领导人，工资相差很多倍，这明显不合理，可就是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陈云分析说，如果为了缩小工资上的巨大差别，不管用什么名义，什么办法，给工人代表发一些补助或补贴，都做不得。这倒不是因为工厂、企业负担不起，也不是国家没有支付能力，而是如果那么做，就等于变相给工人代表增发工资，后果是使工人代表成为特殊人物，使工人代表脱离工人群众而陷入孤立的境地。当工人代表可以提高收入，在工人群众中特别显眼，就会失去工人阶级的信任，失去了代表资格，从根本上违背了派遣工人代表的本意，变成个人向上爬的一个阶梯，这可万万使不得。

　　陈云坚定地指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要耐心、热情地去做公股代表工人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为一个工人代表应当看到，这是在全局进程中、在为消灭资产阶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新问题，应当接受和容忍这个工资差别，愉快地接受它，不要因为工资低一些，就感到比别人矮半截，不是的。工人阶级代表的工资低，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一时还解决不了，不是矮而是高尚，拿低工资，照样可以去领导高工资的厂长、经理，照样可以充当参加革命的工人代表，担负的是光荣而崇高的使命。没有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就不能这样扬眉吐气，这才是工人阶级的骨气。

　　然后他又低声地说，在战争年代不论干部战士都只有一个观念，为了革命胜利不怕牺牲一切，这个倒下了，别人就自动顶上来，不顾牺牲性命，豁出命继续往前冲，一直冲到胜利。那时有时候发一点点伙食尾子给大家分一分，没有几个钱，还不够今天买烟的，大家还很高兴，哪里有人去想会有什么人给发工资呀。

　　之后，陈云又提高了嗓门说，解决工资差别上的问题，别无出路，只有去做工人代表的政治思想工作，认真地做，不断地做，深入地做，一直做到工人代表的心坎上，问题才能解决。当工人代表，要有这种革命的觉悟，有毅力、耐力和勇气才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代表的，不是革命者就是不行。只要用革命者或者培养出来的革命者，在工资差别上不在意，能挺起腰杆一心一意为工人阶级服务，对国家负责，理直气壮地去做领导工作，才够得上一个当公股的工人代表。

　　陈云在会上又提出了一个更“小”的大问题，那就是从事工商业的个体户问题。

　　陈云说，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很符合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这些个体户在城镇的街头巷尾，星罗棋布，到处都有，很受群众欢迎。可有的人认为，个体户是落后的，合并成集体经营才是进步的，在管理上也方便。由于这种错误思想，使不该合并的也合并了，变成集体经营管理工作是方便了，可给广大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使这种“小”事，成为一个群众性和社会性的大问题。如在街旁有个修理自行车的小摊，自行车出了毛病立马可以修理，从不耽误事；有的夫妻店，家中老少一齐上岗，顾客半夜叫门，立刻开门营业等等，都给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便利。合并以后，工作人员按时上下班，工资平均分配，失去了个体经营时的工作积极性；过去许多在家门口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要去专营的店铺，这些店铺批发来什么就卖什么，对顾客冷淡生硬，好像顾客有求于营业员。这个差别特别明显，许多群众有怨言。这些“小”个体户不仅目前需要，在今后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需要。为管理方便而实行的合并是错误的，应该坚决地退下来。

　　会议要结束的时候又提出了在实行公私合营后，对资本家所得的利润怎么分配的问题。

　　陈云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这才是实行公私合营的核心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这利润就是从工厂企业的全部收入中扣除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工资开销后剩余下来的利润，资本家把它叫做红利，书上说是剩余价值，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收入，公司合营后这个红利就不能全归资本家了，不过还得给留下一点，这就是劲夫同志讲过的，给资本家留下的那个“小尾巴”。我考虑从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即：国家拿一点（税收和上缴的公股分红，是个大头），给工厂留一点（扩大再生产），给工人群众分一点（奖金），也给资本家剩一点（分红）。我将这个分配方案叫做“四马分肥”，对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

　　陈云又说，实行“四马分肥”对资本家可是件大事，他们的剥削收入一下子减少那么多，是有影响的。由于资本家们的家境不同，影响的程度也有差别。对于受国家聘用的资本家，红利收入虽下降了许多，但有工资顶上，实际收入和原来差不了多少，有的还有点提高。对于那些大富翁，他们的家底殷厚，气派也大，住洋房，有汽车，子弟到国外留学，连吃饭、喝水、搞清洁以及侍弄花草等都雇佣人，开销很大。可是他们有存款，有金条、钻石和美钞，还可以维持一两年或更长些时间，但从长计议，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将来怎么减少开支。还有些资本家爱玩古董，有些珍品收藏，他们也不太在乎分红减少，生活过不去，卖件古董就可以用个一年半载的。只有那些家底薄，子女又多，这种人的开销虽不太大，由于收入一下减少很多，受到的影响会大些，等到子女长大，有了工作，问题才会缓解。总之，施行公私合营，会使资本家的收入降低，生活水平也随之下降，这是普遍的，必然的，合理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对有特殊困难而无法过日子的，可以用其他办法进行必要的接济。但“四马分肥”政策绝不能动摇，绝不能用增拨红利的办法去解决某些人的特殊的困难。

　　这次会议把与实行公私合营有关的各方面的政策问题都谈到了、谈透了，形成了进行公私合营完整的政策思想体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54年9月，经过加工和提炼形成《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经政务院正式批准后，公私合营由政府出面组织施行，在中国历史上才出现公私合营这个新事物，这是国家进行赎买政策的开端。

　　直到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国家由对资本主义私股进行赎买政策改为核资定息，年息五厘，把公私合营改变为核资定息制度，使公私合营的工厂企业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从而结束了公私合营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