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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缘起新考
2020年05月11日 09:5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付梅 字号
关键词:花王缘起;文人歌咏;文献考证

内容摘要:唐代现存文献中也没有足以表明牡丹此时已经被奉为花王的材料,必须重新考虑花王美名的缘起问题。

关键词:花王缘起;文人歌咏;文献考证

作者简介:

  牡丹在我国享有盛誉,历代歌咏不断,其中两首“唐诗”备受瞩目,被视为唐人已奉牡丹为花王的标志:“既全国色与天香,底用家人紫共黄。却喜骚人称第一,至今唤作百花王”(唐无名氏《牡丹》);“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号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唐皮日休《牡丹》)。然而这可能都不是唐人所作。唐代现存文献中也没有足以表明牡丹此时已经被奉为花王的材料,必须重新考虑花王美名的缘起问题。

  “落尽残红始吐芳”不是唐人皮日休的作品,可能是宋人郑刚中的诗。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五六将“至今唤作百花王”一首收在“无名氏”部分,注明出于《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而李更、陈新校证《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以下简称千家诗选)指出:“本篇《全唐诗续拾》据本书收入卷五六无名氏。《全宋诗》据《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七收入卷一七〇〇郑刚中卷;又据《全芳备祖》前集卷一收入卷二六四九陈孔硕卷。按:两书同署出《北山集》,而两人均有《北山集》,未知究属谁。”可知在《千家诗选》之外,还有《锦绣万花谷》《全芳备祖》收录此诗,皆署《北山集》。而集名《北山集》的是两位宋人:郑刚中、陈孔硕。南宋宝祐五年(1257)成书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二十四中亦收此诗,并署为《北山集》。《锦绣万花谷》成书于淳熙十五年(1188),《全芳备祖》约刊于宝祐元年(1253),《千家诗选》刊于南宋末年。这四部时代相近的南宋著作,唯《千家诗选》将此诗署为“开元明公”,其余三部都署为《北山集》。以孤证不立的原则来判断,《千家诗选》很可能是误录。此外,《千家诗选》校证者与《全宋诗》编者均未决断《北山集》作者,但分析两人著作传世情况却不难判断。陈孔硕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进士,真德秀《跋陈北山帖》、刘克庄《祭陈北山文》都称他为陈北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他的《北山集略》 “全集未传”。《锦绣万花谷》《全芳备祖》《事类备要》三书都既有署名“陈北山”的诗,同时又有署《北山集》的诗作,可知《北山集》并不是“全集未传”的《北山集略》。郑刚中是绍兴二年(1132)进士,他的《北山集》乾道九年(1173)已刊行于世。现存《永乐大典》残卷收署郑刚中《北山集》的诗文,有4篇不见于通行本《北山集》中。这首牡丹诗,并非唐人所作,极有可能是宋人郑刚中的作品。

  “既全国色与天香”也不是唐诗,而是后人据宋韩琦诗化出。唐史专家李树桐在《唐人爱牡丹考》中说:“‘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足可奠定牡丹为百花王的地位。”(黄约瑟《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当代《中国牡丹全书》《国花牡丹档案》等资料,都署唐皮日休所作。然萧涤非、郑庆笃整理诸本,“可说几无遗漏”的《皮子文薮》中并无此诗。《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中也都没有收录,其他唐人史料中也全无踪迹。杜贵晨《全唐牡丹诗概观》指出此诗“最早似见于明代王世贞《续艳异编》卷之七《范微》”。与此书基本同时的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九七“花品”中也有此诗,并署唐皮日休。由此可见,这首牡丹诗最早见于明后期的文献中,作者也不统一。《续艳异编·范微》这篇小说所载的五首七言律诗都不见于明前任何典籍中,可以推定应是作者自作,这首诗当然也是。《山堂肆考》所收驳杂,出处难以辨别,这首署皮日休的牡丹绝句颇为可疑。自唐至明未有其他文献可为旁证,甚至与同时代记载都有出入。汤华泉《新见唐佚诗再辑录》(《唐宋文学文献研究丛稿》)指出署皮日休的《牡丹》诗与宋人韩琦《牡丹》一联相似,称“其间因承先后不易辨别”。韩琦前两联为“青帝恩偏压众芳,独将奇色宠花王。已推天下无双艳,更占人间第一香”,与皮日休后二句“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遣词立意莫不雷同。韩琦《安阳集》流传有绪,而署皮日休的诗最早出于明后期,“因承先后”可以辨别。此诗不是唐人皮日休所作,当是明人根据韩琦诗夺胎换骨而成,原因还需更多的考证。

  从“花王”一词出现的时间与所指,也可知牡丹被称为花王始于并盛行于北宋。遍检《全唐诗》,“花王”一词只出现一次,即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之六“好差青鸟使,封作百花王”。可见唐代并没有明确的花王概念。开篇两首“花王”诗在唐人诗中更显突兀。但《全宋诗》等宋代文献中的“花王”却俯拾皆是:“人谓牡丹花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花释名第二》);“何况花王对玉宸”(范仲淹《和葛闳寺丞接花歌》);“共推绝世花王”(晁补之《夜合花》);“娇姿艳质号花王”(金朋说《牡丹吟》)……花王均指牡丹,足见这已成宋人共识。而欧阳修、范仲淹及韩琦,都是北宋中期文人。且仅北宋名相韩琦一人集中“花王”一词就出现十余次之多,如“春来栽槛首花王”(《昼锦堂赏新牡丹》)、“一春颜色与花王”(《赏北禅牡丹》)等。可见宋人文献中“花王”大量出现在北宋中期,牡丹封王也应在这一时期。其中最早的是欧阳修景祐元年(1034)的《洛阳牡丹记》,在牡丹称王上起着关键的作用。欧阳修既是一代名臣,又是一代文宗,他的师友弟子网罗北宋一代名流,三苏、王安石、曾巩等都是他的门人,影响力在宋代唯苏轼可比。欧阳修是牡丹的“铁杆粉丝”,现存作品中专咏牡丹有诗9首,词4阙。其他文字中多次提及牡丹。他的《洛阳牡丹记》是历史上第一部牡丹谱,也是第一部花谱,垂范后世,影响无穷。《洛阳牡丹记》之《花品序第一》指出“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这是洛阳牡丹甲天下之说的源头。第二部分《花释名第二》又提出“人谓牡丹花王”。此书一经刊刻即风行天下。文豪爱牡丹,天下也争相效仿。于是,宋代“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敦颐《爱莲说》)。此后对牡丹的观赏、歌咏成风,牡丹谱录层出不穷。牡丹成为花王,除了人和,还得地利。洛阳牡丹甲天下,也是宋人的共识,南宋陆游《天彭牡丹谱》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洛阳是北宋时期的西都,也是文化中心。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说“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而得”,又说“凡园皆植牡丹”。牡丹之盛即象征宋世之盛,牡丹花王的表述也蕴含着宋人的时代自信心与自豪感。

 

  (作者系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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