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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建设源远流长
2019年11月28日 08: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东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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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不断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懈地探索实践、改革创新,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等各方面制度。其中,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的规范性、制度化实践,就是当前所要建设和完善的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来源。本文简要梳理党史上若干著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实例。

  “四个服从”

  《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即“四个服从”。“四个服从”起源于党的二大,发展于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于六届六中全会,凝结着全党的经验智慧。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提出“两个服从”:“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内容,可以说是“四个服从”的雏形。从二大到六大,党章都强调要执行中央决议,强调严格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之最高责任。在历经土地革命、红军长征等艰苦斗争的基础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总结和张国焘、王明斗争经验教训基础上,六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明确提出“四个服从”。七大以后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都强调了这一纪律,并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四个服从”既反映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有效途径,是党内生活秩序的总概括,是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的基本准则。始终坚持“四个服从”,才能使我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有力,才能确保党的各项决策的有效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始终坚持把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提出明确要求。1927年底,在荆竹山的“雷打石”前,毛泽东简略地介绍了去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情况,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并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一规定使工农革命军与军阀部队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照。1928年1月,针对纪律方面出现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在遂川县召开了全体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不骂人。并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检查“六项注意”执行情况,做到对群众秋毫无犯。192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省桂东县把修改后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合在一起正式向部队进行了颁布: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部门关系特别是军民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成为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不仅“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全党全社会也要认真加以学习。195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修改确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1961年毛泽东还主持通过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举措使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迸发出新的活力,发挥了更加深入广泛的教育规范作用。

  古田会议决议

  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大会重新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规定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明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规定新党员的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只有“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古田会议决议不但成功解决了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而且对于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如何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立下了一系列的规矩。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后来在各地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六届六中全会决定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党内规定,是中共党史上又一次立规矩的重要会议。刘少奇在全会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具体说明。他说:“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首次对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作出明确规定,强调:“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等。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亦对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规则与纪律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须无条件地执行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的决定等。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些党内文件,对于规范中央高层政治生活、强化党的集中领导、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请示报告制度

  建立党内请示报告制度成为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一个重要步骤。早在1923年,党中央就为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做出了准备,发出了通告。但是请示报告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指示明确要求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就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了详细的规定,从而正式确立了包括综合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报告在内的一整套完备的请示报告制度,同时也明确了党的各级组织的权限和责任担当。

  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对于克服游击战环境下产生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纠正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现象,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请示报告制度成为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重要保障。

  两个务必与六条规矩

  1949年春夏之际,中国革命形势已发展到一个历史大转折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特别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给各级领导及党员领导干部,同时也是给他自己,定下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这些规定。“两个务必”与“六条规矩”不仅对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而且对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都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矩”。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全党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各级党委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等。《准则》总结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教训,把党章的有关规定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化,对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新形势下从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表明了党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坚强决心。

  中央八项规定

  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即“中央八项规定”。规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要规范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要改进警卫工作,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严字当头、刀刃向内,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解决了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发生了全面深刻、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变化。“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极大提升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极大增强了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信赖和衷心拥戴,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央八项规定”已经成为作风建设的代名词,成为改变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标志性话语。

  这些纪律和规矩都是在长期、激烈斗争中对全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党的历史上已经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重温这些纪律和规矩,可以更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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