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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扎根:澳门学的比较研究视角
2014年03月21日 09: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1日第574期 作者:普塔克(Roderich Ptak) 字号
关键词:澳门;研究视角;文化;耶稣;扎根

内容摘要:如果要将澳门与其他港口的历史加以比较,我们就应该关注这些差异。从商业、政治、文化等方面将澳门与其他港口城市进行对比,我们或可更加清晰地认识澳门的历史。

关键词:澳门;研究视角;文化;耶稣;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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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如果要将澳门与其他港口的历史加以比较,我们就应该关注这些差异。有鉴于此,最理想化的情况就是选择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商贸中心、货物集散地或出口港口,又是主要文化中心的地区。

 

  从商业、政治、文化等方面将澳门与其他港口城市进行对比,我们或可更加清晰地认识澳门的历史。港口城市有不同类型:商贸中心,即那些有一定潜在市场条件的地区,如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没有或较少制度方面的障碍;货物集散地,即在一个封闭的或是半开放的贸易网络中起结点作用的地区;出口港口,即专门出口某种(或少数几种)由内地制造的商品的城市;以及主要在两个或多个地区文化交流中起媒介作用的文化桥梁型城市。

  澳门似乎具有多重元素,有些元素可以归入前文所述进行分类,有些则要另行定义。因而,如果要将澳门与其他港口的历史加以比较,我们就应该关注这些差异。有鉴于此,最理想化的情况就是选择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商贸中心、货物集散地或出口港口,又是主要文化中心的地区。

  以贸易闻名的热兰遮城是“精神沙漠”

  有一个港口也许很适合作这类比较,那就是热兰遮城,它位于台湾南部,曾被荷兰人短暂统治。该港口以贸易闻名,但在文化交流方面则稍有不及。那么我们能否通过对比热兰遮城与澳门的历史,解释二者不同结局的原因呢?

  首先,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半岛是经过协商的,而热兰遮城建立的背景则不同。澳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澳门半岛南部,曾被委托给葡萄牙人管理,以换取其在中国政府对抗海盗时提供一定的军事协助或资金帮助或有其他的原因。长期以来,中葡之间鲜有武力冲突(虽然有一些小的冲突事件,但数量极少),而荷兰人在占据台湾海峡几十年中则是另一幅图景。1622年,在一次对澳门进攻失利后,荷兰人把目标指向澎湖群岛。后被明朝政府从澎湖群岛驱逐,于是他们决定占领台湾。除了将热兰遮城建成重要军事要塞,野心勃勃的荷兰人还试图扩张对该岛屿其他地区的控制。

  澳门和热兰遮城均隶属于较大的、远距离的行政机构或是网络。本质上说,葡属印度等于一系列具有官方特色的沿海殖民地。但在其他地区,如缅甸,仍有少量葡萄牙人居住,这些地区不在此系统之内。严格来说,早期澳门就属于这种“非正式地区”,因为它的建立并不是由葡属印度的行政中心——果阿正式促成的。荷兰的体系则不同。它由拥有相当于一个殖民地或国家权力的公司组成。另外,荷兰人早就开始致力于征服或控制更多的土地。总之,与澳门相比,热兰遮城的建立是强烈的决心和军事支持下的官方行为。

  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共建“文化绿洲”

  热兰遮城有毛皮贸易区为后援,而澳门则没有类似的这种贸易网络。然而,澳门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网络为其后援:这就是耶稣会的“精神帝国”。兼传教士、科学家、外交家多职于一身的耶稣会士,即使在明清朝代更迭的艰难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教堂得力的助手。甚至他们中的某些智者还曾警告清政府要小心贪婪的荷兰人。台湾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这里也有一些新教传教士,但是他们在岛上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无法与天主教会在中国内地的成就相媲美。这就导致另一个问题,即从分类视角看,澳门更多地发挥了其文化桥梁的作用。如果我们考察双方知识精英的交流,就会发现这种差异愈加凸显。当欧洲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在哲学和科学领域展开交锋时,类似的对话在台湾却难以听到。澳门是知识精英邂逅和新朋友结交的基地,热兰遮城则不然,它是“精神沙漠”。

  耶稣会士渴望在宗教传播上获得成功,澳门商人则致力于其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从教会角度而言,澳门作为其宗教传播的桥头堡,服务于耶稣会,是天主教里斯本宗主教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澳门居民则认为:倘若传教士持谨慎、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将对澳门有利。最终,清政府接受了这样的局面。它深知澳门的葡萄牙人没有野心,因此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帝国内容忍这样一个特殊区域的存在也未尝不可。台湾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宗教系统。谁对谁有利这一微妙问题在此地基本无关紧要。此外,在朝廷看来,澳门离帝国近,热兰遮城则处于一个有相对安全距离的位置。尽管清王朝对荷兰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但他们也没有过多干涉台湾的事务。这项工作只好留待郑成功解决。但仅20多年后,清廷登上了历史舞台,决心平定台湾。

  地理上而言,澳门远离葡属印度中心果阿,然与其东道主——明清朝廷,至少在精神上紧密相连。打个比方说,耶稣会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在外交层面均掌握“得体举止”的艺术。无论中葡双方,还是耶稣会,各方精英文化上的“亲近性”强化了澳门的地位,尤其在局势严峻时。而热兰遮城,无论与其“宗主国”——爪哇的东印度公司联系多么紧密,也没有一家类似天主教会这样独立的或者说准独立的、全球化“企业”可依靠。台湾荷兰人既没有朋友,没有可合作、可咨询的坚实伙伴,也没有先导和中间人。这种统治结构(就是说,荷兰人在这块岛屿上的据点)仅仅依靠一根支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这反过来又导致对枪炮的依赖。相形之下,澳门、里斯本、耶稣会和明清两代各级行政机构均充分使用了“适应性策略”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至少在明代与清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出于尊重,双方形成一个相互理解的公共话语。

  依照以上惯例,澳门日益增强了其在明清朝廷心中的信任度。在这个意义上,澳门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典范,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儒家思想和传统。基于以上角度,某些经济史学家所谓中国容忍葡萄牙人在澳居住不过是出于能为其带来某些物质利益的观点应该被修正,抑或被扬弃。我们不能将澳门这一事例的成因单纯地归咎于经济方面。

  (作者单位:德国慕尼黑大学;刘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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