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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大历史 改写“伤心史”
2014年02月28日 09: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8日第565期 作者:刘再聪 芦韬 字号
关键词:敦煌学;敦煌;研究;学科;研究范围

内容摘要:敦煌学研究要树立大学科的理念,集中历史、考古、宗教、民族、艺术等学科力量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有希望永久改写“伤心史”。

关键词:敦煌学;敦煌;研究;学科;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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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敦煌学研究要树立大学科的理念,集中历史、考古、宗教、民族、艺术等学科力量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有希望永久改写“伤心史”。

 

  从1900年藏经洞开启至今,敦煌学研究已有100余年历史。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讲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是他对当时敦煌学状况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敦煌学发展趋势的科学大胆预言。跨入新世纪后,人们对敦煌学丰硕研究成果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将其未来发展趋势提上日程。“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的疑问萦绕在敦煌学者的脑海中。近年来,《转型期的敦煌学》、《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等著作,可以认为是学术界回答这一疑问所做的尝试和努力。“敦煌学研究的未来趋势”成为敦煌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敦煌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敦煌学者对敦煌学的总结很早就已经开始。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此后,各类主题的总结没有中断,其中以“十年”为总结时间段的论著有:傅芸子《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1943)、向达《敦煌学六十年》(1964)、苏莹辉《六十年来敦煌写本之研究》(1972)和《七十年来之敦煌学研究概述》(1981)、陈人之《八十年来我国之敦煌学》(1985)、郝春文《敦煌学九十年》、邝士元《近百年来敦煌学的回顾》(1977)等。《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1999)的出版,可以说是对敦煌学百年研究史的全面总结。国外学者的总结有:日本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1960)、日本藤枝晃《现阶段的敦煌学》(1976)、法国韩伯诗《法国五十年来对中亚地区的研究》(1979)等。对敦煌学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探讨者有:潘重规《敦煌学的现况与发展》(1973)和《敦煌学的瞻望与创新》(1977)、黄得时译《现阶段的敦煌学》(1976)、任半塘《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展开第三时期》(1982)等。

  100余年来,敦煌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敦煌学研究的起点是藏经洞文书,国内最早涉及者是罗振玉等一批经史学家,国外研究者则都是一些汉学家。因此,从文献学角度研究敦煌学文书是早期敦煌学研究的特色,历史和文学构成敦煌学两大主流学科。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层次的深入,敦煌学分支越来越多。李并成《敦煌学教程》提出,敦煌学研究领域主要有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李正宇《敦煌学导论》归纳为:敦煌史地学、敦煌考古学、敦煌民族学、敦煌艺术学、敦煌宗教学、敦煌民俗学、敦煌文学、敦煌语言文字学等。

  今天的敦煌学研究涉及传统学科的许多领域,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如2006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本科教程获批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标志着敦煌学教学和敦煌学科研并驾齐驱时代的到来,“百年敦煌学教学史”由此成为敦煌学研究的新学科。

  敦煌学应回归大历史

  展望敦煌学研究未来发展趋势,必然要从学科角度出发。敦煌学的未来发展,要回归大历史,向历史文献学、断代史和专门史回归。

  第一,敦煌文献的继续收集和及时公布。敦煌资料属于历史文献,敦煌学研究向历史文献学回归是必然趋势。截至目前,大规模整批文书的出现似乎不再可能,全方位寻找和及时整理文书应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主题。此外,敦煌文献何以能够走出敦煌学“自己的地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献依然是重要课题。有学者曾提出,将敦煌资料“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这不失为推动敦煌学发展的重要思路。

  第二,敦煌学研究要回归断代史和专门史。20世纪初期,王国维提出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等为内容的二重证据法。但相关学科对敦煌学研究成果却“视而不见”。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连敦煌卷号的检索都感到茫然,吸收和利用敦煌学研究成就根本无从谈起。 “限于水平未能利用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成为个别学者避免学术问责的自我解脱之语,但对一个学科而言则难逃其咎。可以说,不少研究者对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视而不见”已成为制约相关学科发展的瓶颈。同样,敦煌学界“自言自语”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如果说,“就文书论文书”、“就文书论敦煌”是敦煌学初期发展必经阶段,那么,如何与断代史和专门史等相关学科交融则是未来敦煌学研究必须考虑的问题。

  敦煌学须树立大学科理念

  20世纪,敦煌学因文书流失导致的“伤心史”世人皆知。今天,虽然敦煌学已“重归故里”,但要彻底避免“伤心史”重演依然需要走很长的路,至少有三方面必须重视:国外敦煌文书的回归、国内敦煌文书的公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目前,英藏、俄藏、法藏敦煌文书都有高清晰图版,这可以满足以文献研究为主的相关学科,但对于基于文字载体即写本本身的研究——造纸术、印刷术等依然是空中楼阁。要想彻底洗刷“伤心史”,敦煌文书就要回归中国。

  在国内,敦煌文献散藏于数十家单位。因归属权过于分散,涉及部门众多,借阅程序复杂,因而这些文书的整理公布步骤更为迟慢,学者们不能查阅国内敦煌文献的“伤心史”时有上演。因此,“国内敦煌文献”同样面临向学术界全面公开的问题。

  2000年,池田温教授指出:“现在专门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日本学者,对于敦煌当地的事情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更富有广博的知识……”荣新江就此呼吁:中国敦煌学界的同人重视“积累超出敦煌本身的知识”已成为必需。因此,就敦煌学研究而言,一定要树立大学科的理念,集中历史、考古、宗教、民族、艺术等学科力量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有希望永久改写“伤心史”。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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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再聪 芦韬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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