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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于启蒙与学术之间
2013年12月06日 09: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9日第486期 作者:陈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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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虽然胡适并没有否定整理国故,但以国故为“死路”,这种说法已很难支持整理国故的继续开展,这里所显现的胡适,不再是学术家的胡适,而是启蒙家的胡适。

   

  20世纪中国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运动都与“启蒙运动”的遗产结下了不解之缘。由此,今日的中国不仅要重新思考“什么是启蒙”,也需要对启蒙进行反思,以建立起“继续启蒙”和“反思启蒙”的平衡。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中,检讨五四时期“启蒙”与“学术”的紧张,对启蒙压倒学术的倾向进行的批判反思,之于今天的我们再次认识启蒙,有着重要的价值。

  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国学),跟倡导新文学运动本来并不矛盾,但在当时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新派的人容易把两者对立起来,好像整理国故就是反对“德先生”和“赛先生”。说到底,新文学的文化观倾向于排斥一切和国故(国学)有关的事物,成为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派。

  傅斯年对此有独到分析:“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若是本着大国故主义行下去,——一切以古义为断——,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 就是说,按本来的界限说,学术研究是学术研究,文学运动是文学运动,整理国故作为学术研究,并不是要把国学变成一个文化运动。但傅斯年显然警惕到,整理国故变为文化运动,妨碍了新文学运动。对整理国故的这种紧张,是新派学人相当普遍的思维方式。其实,当时的整理国故并不是要把国故当作思想的资源,取代新文学运动,而是以整理国故本身为一学术活动,发展现代的中国学术,当然这仍不能见容于新派学者。于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内在地出现了不合理的紧张,即启蒙思想和国学学术之间的紧张。

  1925年,胡适在回应陈独秀时说:“挤香水的话是仲甫的误解,我们说整理国故,并不存挤香水之念,挤香水即是保存国粹了。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土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胡适说的的确是事实,他本来不是要保存国粹,只是要整理事实,但整理国故口号的被批评,使得胡适感到不小的压力,特别是,批评者和他自己所持的启蒙文化观本来是一致的,而他并没有背叛自己的文化观。为此,他旗帜鲜明地巩固自己的文化立场。

  从积极的方面看,研究国学并不一定要以从国学中求得天经地义为前提,但一味地反传统精神显然是不能支持国学研究的。亦如陈平原所指出,这正是强调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尴尬之处:为了与复古派划清界限,不便理直气壮地发掘并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在一次恳亲会上,胡适甚至说:“我们应该了解两点,第一,国学是条死路,治国故只是整理往史陈迹,且莫以为这中间有无限瑰宝。第二,这种死路,要从生路走起。那不能在生路上走的人决不能来走,也不配来走。生路就是一切科学,尤其是科学的方法。”虽然胡适并没有否定整理国故,但以国故为“死路”,这种说法已很难支持整理国故的继续开展,这里所显现的胡适,不再是学术家的胡适,而是启蒙家的胡适。

  而到了1927年,清华国学院的国学研究方兴未艾之时,胡适却写了《整理国故与“打鬼”》,其中说:“清醒白醒的胡适之却为什么要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只为了我自己相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这最明显地显示出胡适的学术观已完全屈从于其文化观,整理国故的正当性,不再是追求学术研究的高端成就,不是谋求为真理而真理,不是整理事实,而成了“捉妖”和“打鬼”,整理国故是为了抓出中国文化的毛病,甚至于,整理中国文化,是为了打倒中国文化。

  在胡适的身上,存在着“启蒙”与“学术”的内在分裂,而最终是启蒙压倒了学术。

  李泽厚曾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为题指出,五四运动前后的发展,最后“救亡压倒启蒙”。借用这个表达,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的观念里,启蒙与学术交叠变奏,最后“启蒙压倒学术”,这从国学最后被胡适定性为“死路”这一点,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整理国故运动在全国虽然引出了不少好的试验、好的结果,但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人胡适,却终于受限于其启蒙的文化观,而归结到对整理国故的忏悔,这不仅使得他自己在国学研究方面无法展开拳脚、提高境界,也连带影响到北大国学所的国学研究未能达致理想的境界。

  与之相比,清华国学院的创办,可以说也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产物,但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宓在文化观上与胡适不同。他们在精神上没有那种启蒙与学术的内在分裂、内在紧张,国学之研究,对他们没有任何文化心理的羁绊,而可以义无反顾地追求国学研究的卓越境界。更广一点看,20年代国故研究最高水平的学者,包括罗振玉、柯劭忞、陈垣,他们的文化观都不是激进的启蒙文化观,而多属文化保守主义,他们的文化观不仅没有导致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排拒,更没有影响他们对新的国学研究方法的采用,而正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得到了当时世界汉学大师的高度评价。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应该特别关注的地方。

  同时,还需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发起针对的是宗教压制自由思想和自由批评。1780年,门德尔松和康德先后回答了“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康德的论文针对宗教和检查制度,强调理性的公共使用应当不受限制,力求把思想从神学和教会的检查下解放出来,要求的是“思想上的自由”。而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针对儒家的道德传统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君主专制之外,强烈批判中国儒家的道德传统,突出的是“道德上的自由”,并形成了文化的“反传统”思潮。中国启蒙运动对道德权威的破坏,使人们不再珍惜传统,忽视了社会价值体系、文化认同、道德风俗和社会凝聚力对共同体的作用,这使得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被推崇为以自然理性为基础的儒家道德体系,在中国近代启蒙中却被视为封建礼教,儒学的道德体系由欧洲启蒙的助缘而变为启蒙的对象,中国文化陷入了由启蒙带来的严重危机。

  今天,迎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重建中国社会的伦理和道德体系,重新认识儒学的道德传统,需要对一元化的启蒙思维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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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来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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