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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长期从事成都平原先秦文化演进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作为考古人,江章华的足迹除了成都平原还遍布峡江地区、川西横断山区、云贵高原等地。近年来,江章华注重梳理成都平原各时期的聚落分布、聚落规模和密度、聚落结构,思考聚落变迁的原因。在他看来,考古是一门值得投入毕生精力的学问和事业,永远存在着不断反思以完善自己学术观点的空间。记者近日对江章华进行了专访。
■金沙考古遗址公园内的太阳神鸟雕塑
成都平原腹心地区逐渐出现大量聚落
《中国社会科学报》: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聚落是如何分布的?
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聚落考古的资料很有限。不过近些年我们通过已发现的聚落遗址,结合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各方面的研究,看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目前发现的聚落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时期是十二桥文化偏早阶段,即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左右;其次是宝墩文化偏晚阶段即三、四期;三星堆文化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聚落最少。
宝墩文化三期以前的聚落多分布于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平原边缘地势相对稍高的地带,而目前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发现的宝墩文化聚落都属于宝墩文化三、四期。
从文化类型、生业形态来看,我们推测成都平原的古代人群是从岷江上游逐步迁徙而来的。他们最初只会种小米,初进入成都平原时主要活动在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山地相对较高的边缘地带。到了宝墩文化初期,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成都平原,他们开始学习小规模种植水稻。随着对成都平原多水环境的不断适应,人群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区移动,到了宝墩文化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出现了大量密集的聚落。其后,社会向更复杂化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