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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简帛拓宽文献学研究视角 ——访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审骈宇骞
2018年12月07日 0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 字号

内容摘要:出土简帛拓宽文献学研究视角——访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审骈宇骞?筵本报记者张清俐银雀山汉简的整理与研究涵养了几代简帛学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审骈宇骞就是其中一位。1973年,骈宇骞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工作,之后便醉心简帛研究40余年。2015年,当新一轮“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项目启动时,已经退休的骈宇骞应项目组之邀,再次投身银雀山汉简的整理研究中。骈宇骞:我比较关注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写过几本有关出土文献的书籍,比如《简帛文献纲要》,目的是从学习简帛文献基础知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出土实物的研究,利用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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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雀山汉简的整理与研究涵养了几代简帛学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审骈宇骞就是其中一位。1973年,骈宇骞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工作,之后便醉心简帛研究40余年。2015年,当新一轮“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项目启动时,已经退休的骈宇骞应项目组之邀,再次投身银雀山汉简的整理研究中。多年来与简帛文献打交道的经历让骈宇骞积累了丰富的简帛整理经验。

  银雀山汉简具有重要文献学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银雀山汉简涉及的文献内容具有哪些独特性和学术研究价值?银雀山出土的简本文献与其他传世版本存在哪些差异?

  骈宇骞:谈及银雀山汉简的文献学价值,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孙子兵法》与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结束了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千古论争。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清楚记载,孙武、孙膑各有兵法传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也有《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孙子》(即《孙膑兵法》)的记载。但到《隋书·经籍志》就不见对于《齐孙子》的著录了。后人因此提出不少异议,产生了争论。《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同时在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中被发现,终于使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悬案得到了解决,证实了孙武、孙膑实为两个人,各有兵书传世,也证实了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

  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是当年整理组的命名,简文自题为《七年视日》,近年有学者研究认为应将其命名为《七年视日》),记录了汉武帝元光元年七月至次年九月的干支表,注有节气、反支日等内容。它对研究古代历法颇有参考价值,同时还可帮助我们校正古代历表等文献的遗误。

  《尉缭子》和《六韬》这两部古书,过去也有人认为不是先秦古籍,而是后人的伪托之作。随着银雀山汉墓竹书的出土,足以证明这些书在当时已经流传在世,伪托之说不能成立。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的《田法》《市法》《库法》等篇直接记述了战国时代的经济制度。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这些方面的记载很少,虽然这些篇章或有残缺,但仍然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田法》篇还谈到了当时的土地分配制度和赋税制度,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兵令》《守法》《守令》《王兵》篇,除了在文字上可以纠正今本《尉缭子》《墨子》《管子》有关各篇的一些错误外,还为我们研究这些书籍的源流和沿革提供了重要线索。

  至于简本与传世本存在的差异,可以举简本《晏子》为例加以分析。过去也有人怀疑传世本《晏子春秋》是伪书,或成书较晚,但简本《晏子》的出土使“伪书”之说不攻自破。传世本《晏子春秋》共存八卷,共计二百一十五章,章章有篇题。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晏子》与传世的《晏子春秋》大不一样,分为十六章,其内容散见于传世本《晏子春秋》八卷之中的十八章内。虽然每章各自起讫,但竹简本《晏子》并没有传世本的章题。有人认为简本《晏子》十六章可能是个摘抄本。从内容上看,竹简本《晏子》与传世本《晏子春秋》,不但在文句上有所差异,而且在篇章分合上也不尽相同。如简本第十章,今本析为《内篇问上》之二十和二十一两章;简本第十一章,今本析为《内篇问下》之二十二和二十三两章。这对研究《晏子春秋》的流传和成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土简帛文献更新对学术史的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一谈对简帛文献研究方法的心得体会。自银雀山汉简出土以来,又陆续出土了大量的战国秦汉竹简,这些新出土的简帛对学术史研究有什么重大意义?

  骈宇骞:我比较关注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写过几本有关出土文献的书籍,比如《简帛文献纲要》,目的是从学习简帛文献基础知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出土实物的研究,利用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对简帛的起源、形制、缮写、题记、文字、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阐述,并分析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记载的异同,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读者介绍古代简帛的一些知识。

  秦汉时期是我国汉字由篆书转变为隶书的过渡时期。简文虽为隶书,但仍保留了许多篆书的风格。这批竹简为学者研究我国汉字发展与书法艺术、研究西汉早期隶书,提供了重要资料,澄清了历来关于西汉书体的种种猜测,填补了西汉书体在书法史上的空白。这也是我编写《银雀山汉简文字编》的目的——为研究古文字和书法史的读者提供一本直观的资料工具书。

  早年参加银雀山汉简整理工作的经历为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向。从整理古代文献的角度来说,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大大拓宽了重新认识传世文献的视角。大批简帛书籍的陆续出土,促进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新学问的产生大都源于新发现。关于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对学术史研究有什么重大意义这一问题,李学勤在已经出版的《重写学术史》等著作里曾多次讲过。他认为,简帛佚籍的发现对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使一些古书的可信性得到基本认可;第二,可使一些古籍的属性和成书时代得到大致的确认;第三,可使许多学术著作的价值得到新的、进一步的认识;第四,可对古代不同时期的学术源流做出新的判断。

  现在,我们正处在不断有大量简帛出土的新时代。这些更新、更多、更重要的简帛文献的出土,必然会为重新书写中国古代学术史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将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年轻学者研究潜力已经显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时隔40余年,您再次参与银雀山汉简的整理与研究,有怎样的感想?对于从事简牍学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您有哪些建议?

  骈宇骞:2015年,“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项目重新启动,我有幸第二次参加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工作。当年是初出茅庐,如今已是古稀之人。但可喜的是,40多年来,不仅简帛文献大量出土,整理队伍也是人才辈出。随着科技的发展,对竹简的保护、整理、资料检阅等方面,都得到了不断创新和完善。

  徐苹芳曾经说过,对考古发现的古代简帛文献的整理,既是考古工作,又是古籍整理工作,所以必须用考古学的方法,全部如实地记录简帛的形态及其在出土时的现场状况,要细心观察和记录简帛原物上所反映的一切信息。这次通过重新获取银雀山汉简简背划痕信息,对有些简的排序可作适当的调整;通过运用红外线扫描技术,竹简上原来模糊的字迹也重新显现了出来,增加了识别的可能和残简缀合的数量。这些新的信息对竹简文字的考释、简册的编连、篇章的复原等工作,都具有重大意义。

  毋庸置疑,20世纪70年代,老一辈学者在整理银雀山汉简时,创立了良好的整理方法和整理体例。这些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对后世整理简帛文献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的。我们今天重新整理银雀山汉简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辈学者有着很高的学术造诣和古文献功底,我们对前辈学者的成果一定要读懂、看明白,切记不可产生新的错误。

  这次参加重新整理工作的年轻学者比较多,他们有新思想、新方法,能吃苦,坐得住。学术研究是几代人的接力长跑,这就需要年轻一代掌握更多的知识,培养全面、系统的思维方式,拓宽学术视野,积累丰富的简帛整理经验与方法,来迎接新的挑战。从目前完成的初稿来看,年轻学者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潜力已经显现。

  另外,目前有些单位已经建立了简帛金石全文检索资料库,这是当今新形势下的必然趋势,也给出土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将自然科学的诸多技术尽快地应用到出土简帛的整理过程中,实现多学科参与、多部门协作,进而充分调动各路人才资源,协同创新,建立具有现代科技含量的更方便、更全面的简帛资料库,应当是一个重要课题。

    记者 张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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