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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数字化技术研究银雀山汉简
2018年12月07日 09: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 字号

内容摘要:运用数字化技术研究银雀山汉简?筵本报记者张清俐197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出版后,相关研究成果斐然,成为出土简帛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老一辈学者李学勤和裘锡圭担任整理组学术顾问,山东博物馆馆长郭思克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刘绍刚担任整理组组长,当年参加整理的李家浩、李均明、骈宇骞和李零、胡平生、陈伟武、冯胜君、陈剑等学者组成专家组。此次的整理工作共包括竹简出库、由试管中取出、清洗固定竹简的玻璃片和试管、红外线图像扫描、竹简显色、彩色摄影、竹简重新捆扎和漂洗、重装试管并封口等八个步骤,其中的每个细微环节都必须做到井然有序,不能出一点差错,这需要项目组每一位成员步步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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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出版后,相关研究成果斐然,成为出土简帛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关于银雀山汉简“前世今生”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不少学者表示,由于原始资料的分阶段公布和资料公布的不完整,已有的研究面临瓶颈,早期的黑白图版也满足不了新形势下的研究需要。

  开展新的数据采集和整理出版

  1976年,国家文物局将竹简运回山东省博物馆保管。从此,山东博物馆(前身为“山东省博物馆”)就与银雀山汉简结下不解之缘。直到今天,银雀山汉简仍为山东博物馆的镇馆国宝之一。2015年开始,随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以及国家文物局“山东博物馆馆藏简牍保护修复”项目计划的展开,山东博物馆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湖北省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开展了“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项目,并将其列为“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学术的发展亟须公布和研究未发表资料。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文物进行预防性保护。山东博物馆课题组在观察汉简时发现,经过40多年,银雀山汉简的保存状况尽管总体良好,字迹依旧清晰,但在进一步的科学检测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部分竹简试管中包扎玻璃片的棉线老化或出现白色杂质漂浮物;部分竹简封口蜡出现断裂、脱落;部分试管中蒸馏水减少,出现气泡;部分试管及玻璃片开裂、移位等。

  依托这一项目,再次成立的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辈学者李学勤和裘锡圭担任整理组学术顾问,山东博物馆馆长郭思克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刘绍刚担任整理组组长,当年参加整理的李家浩、李均明、骈宇骞和李零、胡平生、陈伟武、冯胜君、陈剑等学者组成专家组,来自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山东大学、吉林大学、济南大学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博物馆的年轻学者成为整理组成员。“我们希望能够充分体现学术研究与整理工作的科学性、继承性和延续性,保证整理成果的品质。”刘绍刚介绍说,这次再整理首先对银雀山汉简进行新的数据采集和整理出版。新整理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集成》,增加了新采集的红外扫描图版、彩色图版的正反两面及放大的图版。

  强化文物的影像及其他信息提取

  文物研究的前提一定是让文物得到最好的保护。无论是文物的修复性保护还是预防性保护,其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文物的自然损坏。为了延长银雀山汉简的保存寿命,需要为它们提供“稳定、洁净”的保存环境。“因此,当代学界倡导在做好两种保护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好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工作,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强化文物的影像及其他信息提取。”山东博物馆馆员卫松涛解释说,这样既增加了文物保护的维度,由此获取清晰、详细、科学的资料,也可以方便研究和利用,减少因人们对实物资料的打扰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利用红外扫描和彩色摄影这两种技术可以完美地满足简帛类文物数字化保护与研究的需要。在20世纪70年代的整理过程中,受当时条件所限,光学黑白片呈现的部分竹简文字字迹清晰度并不高,而且无法体现竹简上的部分朱写内容。对于一些本身字迹较为模糊的竹简,当时的技术手段更是无能为力。但近年来,新的科技手段逐步发展成熟,让出土简牍的整理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也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卫松涛和同事杨青作为这次整理组中的两位年轻学者,对于新技术在汉简信息采集与整理工作中的优势感受颇深。“此次整理采用彩色摄影的目的是全面采集竹简上的信息,将竹简上的墨迹、朱砂痕迹、编绳残留痕迹、划痕等信息全面反映出来。最新的红外线扫描技术则能够使许多正常摄影技术不能显现的字迹显现出来。”卫松涛展示了同一片竹简的70年代黑白摄影照片和重新使用彩色摄影技术拍摄的照片。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绘于这片竹简上的红色线条和黑色线条在黑白图版中不易辨认,但彩色数码图片则如实反映了线条颜色。

  在简帛学研究中,制约出土简牍研究,尤其是影响简牍文字识读的主要问题,就是图版的清晰度与采集信息的全面性。近年来,红外线扫描和高清晰彩照的普遍应用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研究人员运用红外线图版,纠正了一些过去被误释的文字。如《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中《曹氏阴阳》篇一六七四a号简有一个字,被可能是编绳痕迹的杂质遮盖,左边的偏旁未能完整显示,过去学者将该字定为“咳”,而在红外线图像中,则清晰显示出这个字左边为日旁,因此此字应为“晐”。

  散残简也被纳入整理范围

  新的简牍图像资料不仅包括写有文字的正面,对竹简背面也能够全部进行扫描和拍照。这一技术有力推进了简帛整理研究。“有关背面信息的最新发现主要是简背划痕和反印文字。”卫松涛告诉记者,在近年的简牍整理中,简背划痕被大量发现并得到重视。依据简背划痕,研究人员可以验证编连正确与否,或纠正过去研究中的疏漏。

  近年来,简帛整理工作者在简牍的简背划痕、编绳位置对简牍缀合等方面有了一些新发现,据此有助于对竹简的编连缀合、残简位置的确定。这是之前整理组没有注意到的信息。然而,让刘绍刚等整理组成员惊叹的是,在根据这些新的认知对这批简牍重新审视后,他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应加以修改外,大部分原整理者的编连都与现在看到的简背信息相吻合。“这说明以前整理组的工作水平之高,是我们难以超越的。我们只是托了现代简牍整理技术的福。”在刘绍刚看来,此次重新整理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采用红外线扫描和彩色拍照技术,获得了质量大大优于之前的图版。据此,整理组可以对之前的文字释读、释文注释进行修订增补。

  更让学界期待的是,那些未发表部分和未知归属的散残简也将作为此次整理的成果面世。原整理小组在整理完毕后,原计划分三辑出版所有的文字释读,其中《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和《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已经分别出版。原预计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叁]》,包括“散简”“篇题木牍”“元光元年历谱”和附录“竹简顺序号与田野登录号对照表”。但《银雀山汉墓竹简[叁]》目前尚未出版。“尽管部分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图版一直没有公布,还有一部分内容则因文字残损严重,而未能得到释读发表。这些未发表部分内容丰富,对于银雀山汉简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卫松涛告诉记者,在此次整理工作中,整理组成员不仅对简牍的图像资料进行了全部采集,未收入前两辑的未知归属的散简也在整理之列。

  年轻学者快速成长

  卫松涛所在的项目组在数据采集过程中面临巨大的考验,首先就是要确保文物在预防性保护和数据采集过程中保持完好无损。对于已经保存40多年的简牍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重新保护整理,学界还没有先例。整理组先是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对样本进行了详细的检测,然后根据专家论证和检测结果,才最终确定工作方案。

  此次的整理工作共包括竹简出库、由试管中取出、清洗固定竹简的玻璃片和试管、红外线图像扫描、竹简显色、彩色摄影、竹简重新捆扎和漂洗、重装试管并封口等八个步骤,其中的每个细微环节都必须做到井然有序,不能出一点差错,这需要项目组每一位成员步步小心,时刻保持细致谨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既兴奋又无比紧张。“就拿竹简显色来说,这一步骤对简牍信息的完整保存和出版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操作过程中,必须进行严格的温度和时间控制,具体操作细节要根据每件文物的保存状况灵活掌握。”卫松涛和项目组每个成员心里都上紧了弦,“这批文物出土40多年一直保存得不错,绝不能在我们手中有任何差池。”经过近2个月的连续奋战,他们初步完成了这些工作,更换了所有装具,采集了全套信息,同时确保了文物的安全。

  对每个参与的年轻学者而言,从事这样工程浩繁的整理工作,也是成长的过程。卫松涛坦言,他们对传统文献和对出土古文字的熟练程度与原整理组的老一辈学者有很大差距,但随着整理工作的推进,专家组提出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意见,使得项目得以稳步推进。

  谈到目前的研究进展,刘绍刚告诉记者,新的整理组经过3年多的努力,已经对所有篇目和残简做了全面的整理,在拼联缀合和文字识读等各方面都有不少新进展。在整理过程中申请到了两项社科基金研究课题。预计2019年,《银雀山汉墓竹简集成》将有两卷首先出版,后续的十卷也会在两三年内陆续面世。

    记者 张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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