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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方面看“1亿人”的“城市梦”还有多远
2014年06月06日 07: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6日第604期 作者:本报记者 郭潇雅 李玉 字号
关键词:农民工;三线城市;落户;户口;学历

内容摘要:三是学者普遍关注的“股份制”土地合作模式,实践效果良好的有崇州市怡顺土地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社、山东省宁阳县“股份+合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新机制等,通过将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

关键词:农民工;三线城市;落户;户口;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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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进城务工的农村人,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军。这一特殊群体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由于户籍限制,他们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许多方面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均等的服务,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

 

  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三个1亿人”的概念,其中第一个“1亿人”是“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4月19日,在上海举行的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对此数字进行解读时说,根据目前测算,全国进城农村转移人口大概是2.4亿—2.5亿,扣除个人意愿与经济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到2020年,确定在城镇落户的预期目标为1亿人。

  进城务工的农村人,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军。这一特殊群体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由于户籍限制,他们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许多方面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均等的服务,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

  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化进程中还面临什么阻碍?这“1亿人”的“城市梦”还有多远?带着这些问题,5月中旬,记者走访了北京、上海、河南等地。

  学历技能“双低”制约农民工稳定就业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由于农民工自身的学历及技能普遍较低,导致农民工群体就业层次低、收入低,如果想在大中城市落户,一般很难达到办理非农业户口的门槛,无法享受和城市人同等的公共服务,许多人不得不长期处于“边缘人”的尴尬境地。

  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12日公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尽管比2012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可仍然仅有32.7%。进城务工人员工作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为56.8%,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为42.6%。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为2609元。

  记者在北京某家具材料市场附近采访到11位等活儿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粉墙、铺地板等建筑装修工作,其中有8名农民工从未参加过任何培训,仅仅是跟着师傅现场学习。据家具店老板说,农民工经常自称什么活儿都会干,其实都是现学现卖。采访中,正巧有位业主找来,反映卫生间刚贴好的瓷砖出了问题,要求几名农民工回去返工。为何不去参加技能培训?一位来自山东的吴师傅道出了缘由:“花钱耽误工夫呗!”

  记者调查了解到,尽管近些年政府重视帮助农民工提高劳动技能,但仍欠缺合理完善的长效机制,对农民工来说,缺少培训时间和培训费用,使得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主动放弃了技能培训。

  河南为农民工输出的大省,该省安阳市统计局的一组数据显示:农民工收入以计件工资居多,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其中每天工作时间在9小时以上的占56%,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占14%。此外,绝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仅有20%左右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河南省安阳市北蒙乡某村的老王是名建筑工,几年前去郑州打工,因包工头是同乡熟人,便没有与之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办理工伤保险。后来在一次事故中,老王因腿部受伤严重致残,却只得到2万元赔偿金。虽然老王多方奔走,却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只得回到老家,靠领取农村低保和亲戚救助勉强度日。

  记者在河北、河南、江苏、浙江等多省采访发现,低技能、低收入,缺少社会保障,成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致命伤”,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学历及技能,成为他们就业及落户的当务之急。

  一线城市户籍遥不可及

  除了学历、技能的限制外,一线城市较高的户籍门槛也限制了农民工的城市梦。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是农民工较为集中的一线城市,工作机会多,工资水平较高,农民工工作、生活相对稳定。但同时,一线城市中户籍差异导致的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也最为突出。一线城市的落户政策,门槛普遍较高,日前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严格控制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意味着农民工落户一线城市的希望更加渺茫。

  以北京落户政策为例,可以办理北京户口的有以下几种情况:考取公务员、进入大型央企的重要岗位;应聘有进京指标的国企、高科技单位、高校等单位的部分岗位;考取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大学生村官和大学生社工岗位;应届毕业生,但有指标总量限制,且落户条件诸多;高层次海归、博士后等特殊人才;外省市来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人员;投靠的夫妻、子女,且需要满足投靠人为本市非农业户口、结婚满10年、在北京有合法固定居所等诸多条件。从以上这些条件可以看出,北京市落户政策所限定的几种特殊人群,对于农民工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此外,实行“积分制入户”的上海、广州、深圳,在积分上也倾向于高学历及高技术型人才。比如,《广州市农民工及非本市十城区居民户口的城镇户籍人员积分制入户政策与申办指南(2013版)》中指出:“申请入户人员积满85分可提出入户申请。”在分值计算的学历标准中,初中毕业学历仅算5分,中技、中职或高中毕业学历是20分。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在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占总人数的60.6%,高中文化占20.5%,这说明农民工群体多数以初中、高中等低学历文化程度为主。此外,在“广州市有产权住房可以加20分”、“重点发展行业加10分”、“获得广州市区、县级市党委政府或广州市局级部门表彰嘉奖或授予荣誉称号每次积30分”、“近5年内,在广州市连续3个纳税年度内依法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累计在10万元及以上可以加20分”等规定,基本上和进城务工群体没有关系。

  二、三线城市户籍成为“鸡肋”

  从现实来看,一线城市的户籍离农民工较为遥远,那么二、三线城市呢?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农民工总量增长有两个特点:一是本地农民工增长无论数量还是速度都快于外出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成为新特点;二是农民工总量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这表明,消费较低且离家较近的二、三线城市近几年备受农民工群体的青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二、三线城市落户门槛较低,许多城市都出台了类似“购房落户”的政策,并且落户政策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还在不断放开。比如,无锡将落户门槛由购买住房的70平方米调至60平方米;烟台市芝罘区规定凡购买商品住房,以45平方米为基数,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入住后可允许三人在购房地落户。

  但同时,记者也观察到,虽然二、三线城市落户门槛低了,但农民工反倒不愿意办理这些城市的户口。记者在河南郑州、安阳两市各发放《农民工二、三线城市落户调查问卷》105份,两地各收回有效问卷100份。结果显示,在郑州务工人员中,有61人“不愿意”办理郑州市户口,有12人选择了“还需考虑”;在安阳务工人员中,有82人“不愿意”办理安阳市户口,有6人选择了“还需考虑”。

  河南郑州某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小李对记者说:“就河南的情况来说,随着农民工经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农民工已经在河南各个地市以及省会郑州购买了住房,但他们‘进城不入籍’,很少有人申请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中小城市的户口在他们眼中就是‘鸡肋’。对大多数购房的农民工来说,城里的房子不过是个暂时落脚的地方,甚至是出于投资的目的,从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更愿意保留自己在乡下的宅基地和责任田。”

  来自河北藁城的农民工小薛也对记者说:“我不会选择办理非农业户口留在城市,我的目标是赚够30万元然后回老家去。在农村,30万元可以盖房,可以买车,还可以创业,但在城市呢,买房付个首付就差不多了,没有了积蓄,也没有田地,拿什么来养活一家老小?”

  经记者调查统计,不愿意办理二、三线城市非农业户口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五种:一是近年来城镇化推进速度很快,交通的便利使城乡空间上的差距缩小,大大小小的“卫星城”正在使乡村和城镇融为一体;二是中央对农民不断在政策上优惠,比如“惠农政策”、“电器下乡”、“农民工返乡创业优惠政策”等;三是因为农民对责任田和宅基地的依恋,以及对土地升值的期望,如果农民办理非农业户口,土地就要被收回,这对于农民来说无法接受;四是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如“新农合”、“新农保”,使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差距进一步缩小;五是因为农民工多是“人随工作走”,二、三线城市打工流动性大,办理非农业户口没有必要。

  随迁子女教育:“不能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

  什么是进城务工人员最挂心的事?“无非两件事呗。一是在身边的,孩子咋教育;二是留在老家的,家里的地咋种。”一位农民工对记者表示。

  先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记者在北京、上海、广州随机调查访问了150名农民工,有112人认为在一线城市中,因户口差异导致的公共服务不均等主要表现在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其中在北京受访的80位农民工中,有69人选择了对北京市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极为不满”。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张烨表示,农民工子女在一线城市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农村老家接受教育,但这样不仅教育条件无法保证,子女还要成为留守儿童,父母还要忍受骨肉分离之痛,成为飞来飞去的“候鸟”;二是在当地送子女入学,但公办学校有条件限制,民办学校收费高且师资力量不能保障,子女教育成为困扰农民工的主要难题。

  “北京的随迁子女教育环境简直太差了!”在北京市朝阳区某民办小学门口,一位来自安徽阜阳阜南县郜台乡农村的安师傅向记者抱怨,“我们农民工子女在北京要进公办学校借读,手续极其难办。比如要求‘五证齐全’,但我租住的便宜房屋,房东没有产权证,我就不能办暂住证,缺这个就不能办借读证,只能让孩子在民办小学读书,但这类学校费用高,教学质量又没有保证。像我这种情况的还大有人在。”

  今年5月1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办的“忆往昔·看今朝·展未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论坛在北京举办。会上,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北京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介绍了北京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

  张歌真说,目前打工子弟学校仅有130多所,其中具备办学许可证的60多所,没有办学许可证的70多所,且这些学校大多搬迁到了城乡结合部。据北京市教委统计,201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2000多万,其中非京籍人口700多万,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随迁子女41.9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9%。到2014年入学时,北京市小学一年级入学人口将由目前10万人左右剧增到18万人左右。面对这一数据,张歌真表示,目前北京很多民办小学一个班人数已达六七十人之多,面对源源不断前来报名的家长,学校只能婉言劝阻。

  “目前北京民办教育面临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对于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和‘五证不全’的学生不给学籍号,这就意味着这些孩子不能升学,回老家学校不接收,在北京也无法继续读下去。”张歌真说,“不能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

  外出农民工责任田亟待有效利用

  除了身边的子女教育,农民工留在老家的责任田如何处置,也成为他们非常操心的事。

 

  河南省安阳某村庄村民老王对记者说,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包地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土地流转,即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每年收取一定的租金;二是外出农民将自己的田地撂荒,或栽几棵树完事,久而久之,就成了荒地;三是村集体组织以“土地流转”之名对承包地实行“以租代征”,比如村委会把农民的承包地卖给开发商,这在农村已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记者随老王来到村庄东头,在这里,约有600多亩耕地被红砖堆砌的围墙封了起来。绕着围墙走了大半圈,记者终于发现了围墙的一个缺口,进去一看,里面居然是个大垃圾场。老王告诉记者,这便是“以租代征”搞招商引资的失败案例。这块地本来打算建造成“汽车博览园”,但因为征地补偿太低导致农民上访,最终没能建起来。在邻村,同样有因招商引资失败而被废弃的耕地。老王告诉记者,他希望村里的土地可以“化零为整”,找一个既有资金,又懂农业,并且可以保证土地农业用途的人来牵头,以合作社的形式搞规模经营。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告诉记者,目前有效利用农村闲置土地问题有三个较好的案例,一是以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为样本的“土地托管”,平原县的宏发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承包了该县十几个村的几千亩土地,实行全机械化作业,农作能力和管理能力大幅提高,逐渐建设了农业产业园区。二是四川平昌县实行的土地流转,他们探索推行了“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以龙头企业为主角,培育农机大户当主力,提拔科技人员当骨干,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三是学者普遍关注的“股份制”土地合作模式,实践效果良好的有崇州市怡顺土地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社、山东省宁阳县“股份+合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新机制等,通过将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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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本报记者 郭潇雅 李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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