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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理论视域下武汉的城市复兴
2015年07月10日 10: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0日第764期 作者:王磊 字号
关键词:城市治理;积累;规制模式;城市发展;地方政府;武汉市;中心城市;尺度;治理结构;城市复兴

内容摘要:基于这一背景,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纷纷通过创新治理模式,来获得竞争优势和推动城市发展,其中吸引人才为目标的“人才战略”纷纷出台,提升竞争力为导向的“创新型城市”不断涌现,实现资源整合为特征的“政企合作”也应运而生。武汉的城市治理与现代转型基于规制理论的分析,积累体制的发展与传统的规制模式发生冲突,并推动后者进行相应的转型,从而使得新的规制模式与新的积累体制相互适应。城市治理需与城市发展尺度相适应作为规制模式在城市范围内的体现,城市治理需要与城市发展尺度上的积累体制相适应。

关键词:城市治理;积累;规制模式;城市发展;地方政府;武汉市;中心城市;尺度;治理结构;城市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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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要素的全球流动性和城市巨大吸引力的驱动下,发展的尺度与竞争的主体正由国家层面向区域和城市层面发生转移。基于这一背景,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纷纷通过创新治理模式,来获得竞争优势和推动城市发展,其中吸引人才为目标的“人才战略”纷纷出台,提升竞争力为导向的“创新型城市”不断涌现,实现资源整合为特征的“政企合作”也应运而生。

  规制理论与城市治理

  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这一危机促使西方学者开始思考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长期规律,他们在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法国年鉴学派和熊彼得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规制学派的理论框架,即规制模式必须适应于资本积累体制(是指生产与消费间用以支撑社会再生产的相互关系)的变化,而规制模式则是国际、国家、地方各个层面上正式的法律、法规与非正式的文化习俗、行为规范的总和,目的在于保障资本积累体制的稳定。规制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经济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前者是嵌入在后者所构成的肌理之中的。

  规制理论认为,在战后的“福特制”(Fordism)下,资本积累体制的特点是刚性的集约化生产和大众化消费,两者之间的平衡保障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再生产得以进行。20世纪70年代,福特制下的资本积累体制已经难以为继。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以及偏好的迅速流转取代了对标准化产品的大众消费而成为了新的趋势。因此,集约化生产和大众化消费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资本积累体制朝向“弹性化”的后福特制进行转型以提高生产率和生产多样化产品,从而形成新的平衡。随着积累体制向具“弹性化”的后福特制生产体系转型,以调节“刚性化”生产与消费为目标的凯恩斯福利国家无法再对其构成必要的制度支撑。

  武汉的城市治理与现代转型

  基于规制理论的分析,积累体制的发展与传统的规制模式发生冲突,并推动后者进行相应的转型,从而使得新的规制模式与新的积累体制相互适应。因此,城市治理的转型,不仅是原有治理结构对城市发展无法继续构成支撑的结果,也是通过新的城市治理结构推动城市发展的寄托所在。

  作为规制模式的一部分,政府间关系会对城市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国家区域协调战略赋予中西部地区发展机遇的背景下,湖北省与武汉市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计划经济垂直型行政架构传统的影响下,武汉市政府一方面调动和扩大区级政府发展区级经济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在2008年,武汉市发布实施了《关于围绕“两型社会”建设完善城市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将原本属于市级政府的投资、城市建设管理等8类35项权力下放至区级政府,并进一步推动区级政府向下辖的街道和乡镇进行放权。另一方面,在向区级政府放权的同时,市政府通过战略规划的制定,凝聚共识和引导城市发展的方向。2010年,国务院批复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中,将武汉定位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2011年底,中共武汉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目标,即建成为国家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现代制造业中心,明确指出国家中心城市“是主动谋划和主动作为的结果”。这进一步彰显了地方政府将在城市复兴中发挥其强有力的策划和组织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武汉市城市治理的转型,并非意味着政府的淡出,而是政府角色的转换。地方政府由过去对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者,转变为发展目标的设定者和市场主体健康运行的组织者,即通过政策制定、政企合作、社会动员以及政府架构调整等方式,来整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使之服务于城市复兴。

  城市治理需与城市发展尺度相适应

  作为规制模式在城市范围内的体现,城市治理需要与城市发展尺度上的积累体制相适应。在福特制生产方式背景下,城市治理是凯恩斯福利国家体系的延伸,主要体现为政府服务部门的公共服务效能提升的有效覆盖;而在后福特制环境中,城市治理则表现为以构建城市竞争力为导向的尺度水平化、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和方式灵活化。对我国而言,由于传统的工业化并不需要城市发展的支撑,计划经济下的单位体制取代城市治理成为维系社会再生产的制度。而随着积累体制转向城市化,规制模式转向分权化、市场化和非均衡化,城市治理逐渐演化为地方政府与制造业和相关企业之间通过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城市增长。当新型城镇化初显端倪时,也就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有效的治理能推动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危机也将促进城市治理的转型。治理与发展之间这种呈现“V”型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在武汉的城市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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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磊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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