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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读碑记 ——学术视野下的满汉蒙藏四体文碑
2013年10月28日 16: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5日第515期 作者:记者 曾江 郝欣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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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沈阳碑林位于沈阳北塔寺内,有近200通石碑,保存现状谈不上好,甚至略显破败。漫步碑林,一通通古碑让人驻足停留。这些碑各有其价值,让记者最感兴趣的是其文字的丰富性,涉及汉文、满文、藏文、梵文等,这是沈阳碑林和其他碑林不同的特征之一。

  

  残碑断碣,杂草丛生,古意盎然,一片野趣。这是记者走进沈阳碑林的第一观感。

  沈阳碑林位于沈阳北塔寺内,有近200通石碑,保存现状谈不上好,甚至略显破败。漫步碑林,一通通古碑让人驻足停留。这些碑各有其价值,让记者最感兴趣的是其文字的丰富性,涉及汉文、满文、藏文、梵文等,这是沈阳碑林和其他碑林不同的特征之一。

  从碑林所在庭院的小门走出,可以看到北塔寺大雄宝殿前的一组两通古碑,东边的碑,阳面为满文,阴面为汉文;西边的碑,阳面为蒙古文,阴面为藏文,记载的内容相同,均为北塔寺的历史。这是记者所知的较早的五块四体文碑之一。不过,要看最早的四体文碑还要到实胜寺。

  

  从盛京实胜寺碑到北京实胜寺碑

  实胜寺位于沈阳故宫和沈阳西塔之间。该寺现存规模不大,格局严整,大殿顶覆黄琉璃瓦,表明其特殊地位。实胜寺全称“莲华净土实胜寺”,又称黄寺、皇寺,作为清朝皇家寺庙,是盛京最重要的一座寺庙。

  在大殿前有形制和北塔碑相似的一组两通四体文碑。这是第一例满汉蒙藏四体文碑。关于该碑四体文字的使用,《清太宗实录·崇德三年八月壬寅》有记载,实胜寺在盛京城西三里外,“东西建石碑二,东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图白忒字。碑文云,……大清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满文,学士罗绣锦译汉文,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译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译图白忒文。”清政权通过军事方面的征伐,宗教方面的尊崇藏传佛教,最终政治方面取得成就:在东北地区初步建立起满汉蒙藏等各族参与的联合政权,为入关做好了准备。四体文碑以这种特殊形制的姿态,昭告“天下”。

  在北京香山下也有一座实胜寺,寺内四体文碑不是一组两通,而是满汉蒙藏文分别镌刻在同一通碑的四面。人们到香山寻幽探胜,路过红旗村团城附近就能看到这通巨碑。

  之所以都取名“实胜寺”,二者有直接的联系。北京实胜寺碑立于乾隆十四年(1749),当时清高宗乾隆帝第一次用兵金川结束,仿效盛京实胜寺在北京建寺立碑。乾隆帝在《实胜寺碑记》中说:“建寺于碉之侧,名之曰‘实胜’。……昔我太宗皇帝尝以偏师破明十三万众于松山、杏山之间,归而建实胜寺于盛京,以纪其烈。夫金川蕞尔穷番,岂明师比。然略昆明而穿池,胜侨如而名子,其识弗忘一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庆英等学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已指出,沈阳实胜寺并非像乾隆帝所说为纪念松山大破明军而修建,而是为纪念获护法嘛哈噶喇像修建的。不过乾隆帝在碑记中称,“因忆敬观列朝实录”,“其识弗忘一也”,表明他是有意识地仿效盛京实胜寺。

  在四川省金川县保存有一块四体文碑“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与第二次平定金川有关,建于乾隆四十二年,记者曾探访该碑,碑在大渡河主要支流大金川边的山腰。盛京实胜寺碑是一组两通四面,北京实胜寺碑是一通四面,而金川碑的形制是一通两面,满文、汉文在阳面,蒙古文、藏文在阴面。

  辽金明代的东北多体文碑为其先导

  四体文碑从何而来,在东北地区是否有此碑的雏形呢?

  中国文化自古重视立碑。唐代以来,随着各民族在更大的空间展开更深的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些多体文碑,如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粟特文和突厥文)、拉萨唐蕃会盟碑(汉文、藏文)以及北京的元代居庸关云台六体文石刻等。

  东北地区碑刻有其鲜明的区域特征,这一地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后半期。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八旗等迭兴东北,他们的文化都较为发达,并创制了本民族文字,也就是辽代的契丹文金代的女真文、元代的八思巴文以及清代的满文。东北地区至今还保存有这些文字的碑刻墓志等,如位于吉林省扶余县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大金得胜陀颂”碑。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在明代出现了形制与这种四体文碑最为相近的碑。明代承袭了元代的部分藏传佛教政策,记者在藏区所见明代碑刻,多使用汉文、藏文,如明代大寺青海省乐都县瞿昙寺就保留了不少汉藏二体碑。明代永宁寺碑因使用了东北地区的四种文字,向来受到国内外学界重视。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永宁寺记”碑、“重建永宁寺记”碑为明初永乐、宣德年间宦官亦失哈(海西女真人)奉命巡视奴儿干地区所建。其中永宁寺记碑的阳面为汉文碑记,阴面为女真文、蒙古文,是汉文碑记的摘译,碑侧为汉、女真、蒙古、藏四种文字的佛教真言,这凸显出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后金时期“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立于天聪四年(1630),号称清代最古老的碑,是一通满汉二体文碑。

  四体文碑之首先出现在东北,与这一区域的文化特点和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从盛京到全国的四体文碑 清统一中国进程的历史遗存

  清军入关取得政权后,四体文碑随着清的统一进程出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边疆地区。从盛京出发,在今天的北京、河北承德、山西五台山,在西藏的雪域高原、内蒙古的苍茫草原、四川的大渡河畔、新疆的帕米尔高原等地都有这种四体文碑。在古代中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部分四体文碑都与清王朝的统一进程以及宗教文化有关。

  如果要看这种碑,可以去北京的北海公园和雍和宫。北海公园五龙亭西侧的“万佛楼瞻礼诗”碑,就是一通高大的四体文碑。雍和宫大殿前御碑亭的“喇嘛说”碑则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献,表达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一系列重要思考。这是清高宗晚年于乾隆五十七年所立的碑,是较晚的一通四体文碑。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满族作家舒乙曾经考察了北京所有的藏文碑。对于这些碑的特殊意义,记者曾经请教过舒乙。他认为,“只需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到这批石碑面前,他们立刻就会明白,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说明,西藏地区早就是祖国的一块重要版图”。

  雪域高原历来与中原密不可分,记者在拉萨时,除了去看大昭寺前著名的唐蕃会盟碑,也注意到了藏区的四体文碑。在布达拉宫大门前有两座汉藏建筑风格的碑亭,东侧为清圣祖康熙六十年(1721)“御制平定西藏”碑,西侧为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御制十全记”碑,都是四体文碑,分别与康熙朝平定西藏和乾隆朝击退廓尔喀、保卫西藏安全这两件大事有关,备受各族人民的珍爱和保护。

  四体文碑在乾隆朝最多,乾隆帝对其所谓“十全武功”大都在边疆和热河立有四体文碑。乾隆帝身边重臣如大学士和珅和大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杰都是颇通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能人。三世章嘉活佛是一位土族活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土族学者秦永章在其研究中指出,三世章嘉主持了一系列综合运用满汉蒙藏多种语言的工作,如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分翻译为蒙古文,《甘珠尔》部分翻译为满文的工作等。乾隆帝本人也多次说起自己对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等多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乾隆帝一生功过自有学者评判,不过他出色的语言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所带来的文化成就是罕见的。

  中国藏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张羽新研究员辑录有《清代喇嘛教碑文》,基本收录了清代大部分与藏传佛教有关的碑刻,他在“序”中写道,“它们均撰于努尔哈赤至嘉庆这个历史时期之内,这正是清政权统一东北,进而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重要历史时期,这段时间内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

  四体文碑学术研究寓困难于趣味之中

  清末民初,包括四体文碑在内的多种语言的史料首先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学术兴趣,虽然这些学术兴趣夹杂着复杂的背景原因。

  四体文碑具有丰富的民族宗教文化内涵,然而要加以综合研究难度不小,需要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多方面的学养,特别是多种语言的训练。

  在记者有限的阅读中,藏学家李勤璞教授等是国内少数综合运用汉文、满文、藏文、蒙古文对这些四体文碑进行研究的学者,李勤璞的研究虽然并不局限于盛京,但他对盛京的实胜寺、四塔寺、太平寺等碑刻都有精细的释读和研究。“新清史”学者普遍重视清代的多种语言形式的史料,纽约大学卫周安在其评价新清史研究的文章中指出,清朝统治者随环境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语言。汉语和满语构成国家的主要语言。纪念国家辉煌的碑碣几乎都有四个面,每面的文字各不相同,通常是满文、汉文、蒙文和藏文,在一些情况下,第四种文字可能是维吾尔文或是阿拉伯文。这些文字的内容不必完全相同。虽然对其内涵的理解和诠释不同,中外学者对于这种四体文碑都充满兴趣。

  空间象征与中华一体

  清王朝在圣旨公文、金印、玉册、题匾、卷宗档案等文献中广泛使用多种文字。碑与所有其他材料的显著不同在于,碑是在立体空间中展开的,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对碑竖立的空间位置的考虑;其二,碑文在碑体上的方位布置。一般而言,在四体文碑中满文和汉文相对,蒙古文和藏文相对。如果形制是一通一体四面的碑,可能的情况是:满文在南面(阳面),汉文在北面(阴面),蒙古文在东面,藏文在西面。满文作为当时的“国书”,占据“南面而王”的位置可谓顺理成章,如雍和宫的“喇嘛说”碑等就是如此。

  然而,却有一系列四体文碑在碑体上另有特殊的布置——东面为满文,南面为汉文,北面为蒙古文,西面为藏文,如北京的实胜寺碑。此外,在香山昭庙、北海公园琼华岛、承德避暑山庄、五台山等地也有如此布置的碑。这和汉满蒙藏在中华文明大地上的地理位置相当。这并非偶然,而是乾隆帝确立的“式”。乾隆帝于乾隆五十一年到五台山,《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一年三月戊午》记载道: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巡幸五台,至灵鹫峰文殊寺,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已翻出满洲、蒙古、西番字,著发交伊桑阿,于文殊寺内,建立四方石幢一座,镌泐四样字。热河向有石幢,著即照式办理。并著将满洲字刻于碑之东面,汉字刻于南面,蒙古字刻于北面,西番字刻于西面。不必建盖碑亭,该寺东边原有空闲屋宇,或改一碑亭,不必高大,或不用碑亭,即在殿前院内,俱无不可。

  这是两种分别使用的布置,一种是方位地理的客观事实,一种是地位尊卑的逻辑顺序。乾隆帝创造性的碑“式”,表达了他的特殊观念,让人想起,近30多年来中国各个学科的学者对于中华文明进程和文化整体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在清史学者之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考古学家苏秉琦的“三模式”、“三部曲”理论,史学家张博泉的“中华一体”论,对清王朝的历史贡献都有积极的肯定。另一位历史地理学大家谭其骧在介绍其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思路时指出,随着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形成相互依存关系,到了17、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所以清朝统一基本上就是统一满、汉、蒙三区。蒙区实际上包括维吾尔地区及藏区。这三区统一完成之时是在乾隆中叶,即18世纪50年代。而由满、蒙、汉三族人民组成这个王朝,实际上还远远在清朝入关以前。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臣下所进呈的劝进表就是由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充分表明这个王朝是由满、蒙、汉三种人组成的。据我来看,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为到了16、17世纪时,汉满蒙等中国各民族已经迫切需要统一”。

  这个开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完成于清高宗乾隆帝的统一进程是从东北地区的盛京出发的,这个过程伴随着战争与和平、死与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文明的阵痛与喜悦。这种特殊的四体文碑就是这时出现的,可说是这个历史进程的物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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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记者 曾江 郝欣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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