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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研究:日趋全面 仍须深入
2013年10月28日 17: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5日第515期 作者:记者 曾江 郝欣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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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如果仅将盛京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已有的介绍已经足够丰富,我们试图呈现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和学术视野中的盛京,这涉及清史研究、故宫学、中国古都学、藏学、地域文化研究等领域。记者对近十年来有关盛京的研究做了一个初步梳理。

  只基于盛京进行盛京研究显然是不够的。

  如果仅将盛京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已有的介绍已经足够丰富,我们试图呈现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和学术视野中的盛京,这涉及清史研究、故宫学、中国古都学、藏学、地域文化研究等领域。记者对近十年来有关盛京的研究做了一个初步梳理。

  国内研究较为全面但不够精细

  盛京(即沈阳)作为后金时期的都城,是清王朝实现大一统的起点。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告诉记者,在皇太极从辽阳迁都沈阳以前,沈阳尚不具备特殊性,迁都后,盛京有四方面的特殊意义:盛京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说是清王朝的发祥地;盛京与满族的形成息息相关,是满族形成和发展的根据地;文化建设方面,迁都盛京后进行全面的文化建设,东北地区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到盛京,使这里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清军入关后盛京作为陪都或者说第二首都,主要起到统辖整个东北地区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认为,盛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值得仔细分析。

  2004年,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合著出版《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该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辽东最重要的移民群体,即编入八旗的汉族移民群体和由他们构成的社会。这一研究从盛京内务府户口册入手。据佟永功《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解析》介绍,盛京内务府的各种清册有3600余册,大多完好无损,共登记了有清一代近300年大约100余万不同身份的人口情况。辽东移民旗人社会研究使用了包括盛京内务府户口册在内的丰富的各种历史文献,这是一次跨越不同国界、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学科的学术合作,拓展了观察问题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层面,在大量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又由点及面、贯穿融会,整体鲜明地呈现了这段历史。

  古都学是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8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提出中国古都学,认为古都文化为当代全国文化的汇集和代表。史念海将中国古都划分为五种类型,对于历代陪都也加以论述,他将兴京(今新宾县)、东京(今辽阳市)、盛京(今沈阳市)和京师(今北京市)作为清政权都城列入第一种古都类型——“统一王朝和政权的都城”。对于盛京作为陪都的专门性研究,辽宁大学丁海斌、时义的《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目前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藏学是当前国际显学,盛京也成为藏传佛教研究的地理东缘。早在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就逐渐到达东北地区,明代永宁寺碑的多体文字中就有藏文真言。清建立初期在辽阳,特别是迁都盛京后,其政治权力就具备了满蒙汉藏的多重因素,藏传佛教大为扩张,在东北地区留下了较多重要的藏文碑铭材料。藏学家李勤璞综合使用满文、蒙古文、藏文等多种民族语言,对盛京做了一系列精细个案研究,如盛京城作为藏传佛教坛城结界的空间布局,盛京四寺满文、藏文碑文校译,实胜寺四体碑文,盛京笃恭殿满蒙汉三语名称,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等。

  沈阳故宫作为我国保留最完整的两座宫殿之一,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沈阳故宫博物院较早撰写了《从盛京宫殿看清初对东北的统一》(《文物》1976年第9期),从宫殿布局、建筑风格、文物等角度分析了清初对东北统一进程的历史意义。文章认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以盛京宫殿为中心统一了原属明朝的东北全部疆域,进一步加强了居住在这里的汉、满、蒙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为清朝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准备了条件。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武斌一直致力于沈阳故宫及相关研究,出版了《清沈阳故宫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他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在更大的比较视野下或者说“大故宫学”的框架下进行沈阳、北京、台北、承德等具有“故宫”内涵建筑的比较研究。

  海外“新清史”有新视角缺盛京专题研究

  清初以来的中国史研究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日本学者对我国东北地区研究起步较早,早期著名学者都曾在这一地区进行广泛学术交流、实地考察和专门研究,如内藤湖南在盛京附近广泛搜集满蒙汉藏等多种语言的碑铭资料。美国学者拉铁摩尔20世纪20年代就周游中国东北、新疆、内蒙古等地,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至今仍对学界有启发性。

  近年来,美国“新清史”研究影响越来越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引起中外清史学界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刘凤云在本报2010年10月15日发文《“新清史”研究: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提到“新清史”无疑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对国内的清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清史”作为一个学术派别或研究范式,其在学界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其所主张的内亚、“满洲”特性或是族性等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的边缘问题。在经历过“新清史”的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委员会主席欧立德(Mark C. Elliott)等合编的《新清帝国史:清朝在承德建立的内陆亚洲帝国》是“新清史”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目前在“新清史”研究中,承德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作用受到额外重视。在海外新研究的比较参照下,我们对于京师北京、盛京沈阳、热河承德等各级政治中心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区域研究是有价值的。欧立德是“新清史”代表学者之一,他撰写的《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被称为新清史的“四书”之一。他介绍说,盛京研究很重要,但“新清史”在这方面研究不多。2000年欧立德专门撰文,探讨清朝统治者想象里的“盛京”。

  瑞士圣加仑大学教授菲利浦·弗瑞(Philippe Forêt)的《规划承德:清帝国的景观事业》是“新清史”的重要著作之一。谈到承德和盛京,弗瑞向记者谈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有悠久的历史,通常情况下,每一个王朝建立都会有一个新的都城,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有的王朝则有若干都城。对于新建立的清王朝而言,北京之外,在满洲有穆克敦(盛京),但这仍然不够。在征服中国南方之后,康熙皇帝决定在内蒙古长城以北设立一个政治中心——承德(陪都),避暑山庄通过外交手段怀柔蒙古王公,并接待外国朝贡者。盛京则承担着与承德不同的角色,这里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代表着过去的历史和战争年代,不适合用于展示清王朝的“宏业”。如果要比较承德和盛京作为“陪都”的异同,可以说,对于清王朝而言,承德主要用于展示颂扬王朝地理空间的扩张,而盛京主要用于展示颂扬王朝的历史。

  入主中原实现“大一统”

  清王朝入关之前和之后,盛京都是东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使满洲与中原等地区的关系研究涉及研究对象主体、研究空间等问题,这些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在海外,1996年罗友枝教授与何炳棣教授围绕《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学术辩论,促使了“新清史”研究的推进。

  清王朝从盛京入关并统一中国,是一系列从东北地区进入中原的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个。李治亭认为,清朝真正开启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千百年来自“三北”的“边患”,将东北、北部与西北变成和平的边疆;把强悍的蒙古族变为能与其他各族和谐共处的民族;拉近了远离中华传统文化的藏族的距离,密切了汉满关系。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以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指导,较成功地解决了2000多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边疆“内患”问题,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至清代最后完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发展的一个大结局。

  历史上,东北诸民族多次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甚至建立统一王朝,对其进程和原因进行深入研究,无论是从大的方面的宏观分析和理论构建,还是从小的方面的精细分析和案例研究,盛京研究和东北史研究都可能产生更多成为学术经典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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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记者 曾江 郝欣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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