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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文艺理论批评的重构
2013年12月18日 16: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31日第457期 作者:鲁枢元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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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生态学”与“文艺学”两个学科系统之间,存在着“现象的类似”、“逻辑的相通”、“表述的互证”。运用有机哲学与系统论的方法,生态学原理完全有可能转换为文艺学原理,在此基础上建立一门“生态文艺学”学科并非妄想。

  面对生态困境的危途,生态学家、环境学家及其他方面的学者专家已经设计过许多出路,且都对缓解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发挥了积极作用。遗憾的是,地球上的生态灾难并没有因此得到有效遏制,反而仍在扩张、蔓延。究其原因,解救地球的生态困境,还必须首先从人类自身的救治开始。

  欧文·拉兹洛在解析人类生态困境时认为,生存的极限并不真的存在于地球自然环境,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人类对于自己生活态度、生存方式的选择。

  小说戏剧、音乐绘画不仅是实用的“文化产品”,也不只是日常的“娱乐消费”,说到底,文学艺术还是人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精神需求,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一种人类生命活动辉煌灿烂的景观,既是人类原始生命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提升的制高点。不幸的是,一味沉溺于尖端技术和市场经济的现代人,已渐渐丢弃了自己出发时的故乡家园,渐渐迷失了自己曾经神往的崇高理想。用G.齐美尔的话说,现代人只是沉溺在路途之中、由自己临时搭建的那座“桥”上。“桥”上有的是富足和豪华、快感和玩乐,缺乏的是质朴的诗意与自由的憧憬。唯有发自人类生命“最深处”与“最高处”的文学、诗歌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才能让滞留在“桥”上的现代人回溯人性的源头、展望人类的前程。那才是人类的有机完整、完善完美的生存,或曰:诗意的栖居。一个诗歌遭遇冷落、遭遇鄙弃的时代,决不是一个健全的时代。

  作为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学者,应将“生态”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引进文学艺术领域中来,并将“精神”导入生态学理论的领地。在“生态学”与“文艺学”两个学科系统之间,存在着“现象的类似”、“逻辑的相通”、“表述的互证”。运用有机哲学与系统论的方法,生态学原理完全有可能转换为文艺学原理,在此基础上建立一门“生态文艺学”学科并非妄想。

  生态学的视野在拓展,文艺学的视野在拓展,文艺学与生态学的交会处,就是文学艺术的生态批评视野。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批评不只是一种认知、一种方法、一种文体,它更是一种姿态和行为、一种体贴和眷恋、一种精神和信仰。而环境意识、生态意识作为一种观念、一种信仰、一种情绪,是可以贯穿、渗透在一切文艺创作实践与文学现象批评之中的。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与体裁,局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的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都是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文学普遍接受一种生态观念,让生态批评能够面对整个文学艺术现象。

  建设生态文明不单单是科技发展与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更是伦理问题、哲学问题、信仰问题,同时也是诗学的、美学的问题。

  与此前的工业文明不同,生态文明绝不忽视人的自然性、人与自然的一体性。现代社会中自然的衰败与人性的异化是同时展开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不仅伤害了自然,同时也伤害了人类赖以栖息的家园,伤害了人类原本质朴的心。呵护自然,同时也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心灵。如果我们不能以同情的、友爱的、审美的目光守护一块绿地、一泓溪水、一片蓝天,我们也就不能守护心中那片圣洁的真诚与善良、那片葱茏的诗意。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的精神生态。随着“人类纪”的到来,人类的精神已经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真正的艺术精神应认同于生态精神。艺术的生存,或曰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物质能量损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存方式,也可能是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切实可行之路。

  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其实就是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危机,或曰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在纠正西方文化的灾难性倾斜时,我们应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精神。那么,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包括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在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中西学术精神的交流已经发生了新的结构性变化。在生态话语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同话语之际,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并将产生更为切实的效用。生态时代的开启,也将是中国学术精神世界化的新开端。

  被爱因斯坦称作“我们这个世纪的最伟大的人物”的A.史怀泽曾说过:“有道德的人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树上的绿叶,不折断花枝,走路时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那是一种“精神的礼节”和“宇宙的风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可贵的“生态文明”的范例,更是生态批评家们应当具备的品德和风度。

  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紧迫、更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文学艺术现象以及文学艺术的历史,同样应当在这个统领全局的视阈内重新加以审视。文学不但是人学,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人类的精神生态学。文学艺术史的书写也应当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与精神价值将得到更深刻、更广泛的开发。文学艺术将在救治自身的同时救治世界,在完善世界的同时完善自身。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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