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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与运河城市兴起 ——访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孙竞昊
2018年08月31日 08: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杰 张清俐 字号

内容摘要:围绕大运河与城市发展的相关话题,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孙竞昊。形成沿运河的带状经济区《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一谈大运河对沿岸城市兴起与发展的影响。同时,沿河地区出现了众多的专业市镇,形成了一个沿运河的带状经济区,受到以运河为中轴的市场机制的驱动。南北交融的运河城市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不仅促进了沿岸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还促进了多种地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运河城市建设要结合传统与现代元素《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航运功能逐渐减退,沿岸城市也面临新的发展挑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现代铁路和公路系统压倒了包括运河在内的内陆水运,但局部性的运河并没有因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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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大运河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对沿岸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意义重大。大运河以其特有沟通功能和经济文化价值,成为沿岸城市兴起、发展和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围绕大运河与城市发展的相关话题,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孙竞昊。

  形成沿运河的

  带状经济区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一谈大运河对沿岸城市兴起与发展的影响。

  孙竞昊:运河即人工运道,是前工业社会阶段,内陆农业文明中最为重要的运输设施和方式。无论新凿,还是对自然水系的渠化调整,运河最重要的职能是运输,在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漕运的关键角色。隋唐时期,疏浚、连接原有的区域性水路,并兴修新航道,从而出现了全国性的大运河。鉴于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分离的新形势,南方漕粮北运成为朝廷进行物资、财富再分配的必要环节。接着,历经五代十国、两宋时期区域性运河在兴衰变奏中的进一步发展,元代终于出现南北沟通中国东部的京杭大运河。但是元代的漕运主要依赖海道,内陆运输规模小。直到明清时期,运河才成了国家的生命线。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的差异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发展程度,但是国家的战略决策及执行,有力地改变着地方的社会经济结构。明清时期三个最发达的区域,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北方大运河地区,后两者与京杭大运河息息相关。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早在六朝时期就已经高度发展,而明清时期大运河促进的南北贸易,则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

  明清时期,大运河促进了北方传统农业地区的商品化与城市化。这种模式可归结为“外植型”,区别于“内生型”的江南模式。正是借助于大运河,济宁、临清、天津崛起为富有生气的大都市,德州、聊城等传统行政中心的经济功能也有所增加。同时,沿河地区出现了众多的专业市镇,形成了一个沿运河的带状经济区,受到以运河为中轴的市场机制的驱动。这种城市化道路以交通运输为导向,是国家漕运的副产品。城市与城镇的形态也受到运河运输与贸易的规定,其命运最终受到国家政权及政策的左右。

  南北交融的运河城市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不仅促进了沿岸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还促进了多种地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大运河沿岸城市具备怎样的城市文化特质?请您谈一谈大运河对沿岸城市文化的影响。

  孙竞昊:作为漕河,大运河不仅运载了漕粮,还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延绵近两千公里的运道上,南来北往的船夫、商人、官吏、旅游者、迁徙者、各种工匠、雇工,携带着各自的制度、风俗、习尚,在码头、城镇集合、碰撞、融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地商帮在北方运河城市里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徽商、晋商垄断了天津、临清的城乡经济,并主导了多种文化中的融合和取向。

  在北方地区,运河沿岸城市的风土人情差异十分明显。以临清与济宁为例,历史上临清像多数北方城市一样,士绅势小力寡,自主性小;济宁的地方精英人多势众,易于接受外部文化。地处大运河中间的济宁与江南城市具有很多相似性,如精致的园林建筑、浓厚的商业文化、缤纷的社会风俗等。济宁士绅开明、敏捷、思变,不少投身工商业,如经营玉堂酱园的孙家。

  运河城市建设要

  结合传统与现代元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运河航运功能逐渐减退,沿岸城市也面临新的发展挑战。应该如何处理好运河与沿岸城市发展的关系?

  孙竞昊:19世纪中叶后,由于黄河河道北移带来的环境巨变的挑战,加之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漕运停顿,运道基础设施迅速堕败。大运河的交通干线地位不再。除了个别城镇如天津成功地转型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沿海通商口岸外,北方的运河城市很快衰落。在山东,与临清完全衰败的情形不同,济宁因士绅的抗争而兴建了连通济宁的兖州—济南支线,与津浦干线交接,阻滞了被边缘化的趋势。济宁以北的河段基础设施基本废弃,尽管有的区域性河段或可通航,但已脱离了“大运河”的本来意义。而济宁以南的河段至今大致通航,作为铁路、公路运输方式的辅助。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现代铁路和公路系统压倒了包括运河在内的内陆水运,但局部性的运河并没有因此消失。在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的地区,成本较低的内陆水运依然可以发挥重要功能。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近三十年内两度重修,体现了水运的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大运河遗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是否有必要修复其中的部分河道?

  孙竞昊:首先,同历史上众多人工河道一样,修筑大运河主要是满足前工业时代国家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今天,大运河在维护政治安定与经济发展上的重要性已不如历史上明显。

  其次,元代重修大运河时采用南北直线,不如在山东西南,取西北向斜线进入河南,利用河南、河北既有的水资源相对丰沛的运道。山东西北部地势高旱,大运河在元代的生命力孱弱。明代竭力重修大运河,通过建立分水、水柜等工程技术机制,勉强解决了制约运河通航的水枯问题,但维系耗费巨大,而且破坏植被,对环境的负面作用影响深远。

  因此,大规模地恢复或重建大运河的北部河段并不合适。至于是否可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再现”运河遗辉,则需要专业性评估。各地可以利用运河等文化遗产元素,适当的投资发掘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将其建设成结合传统与现代元素,满足当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地区。

  记者 张杰 张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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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杰 张清俐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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