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半个多世纪前的调查，一篇仅有9页多的调查报告，掀开了有关二里头遗址这块“学术圣地”学术史的第一页。

　　56年来，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产生令人惊喜的成果，而围绕着二里头出现的诠释与论争，也都深化与丰富了对早期中国的认知。

　　从发现到命名：二里头遗址逐渐广为人知 

　　1959年，古史专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研究员徐旭生，率领科研人员来到洛阳，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夏文化遗址。此前，他曾经担任过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队长，写出了《徐旭生西游日记》，还曾多年潜心研究中国的传说时代，发表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

　　这次途经洛阳调查的最大收获就是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由徐旭生执笔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一文，对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经过和范围等有如下初步判断：“二里头遗址在偃师西偏南9公里，洛河从北边流过。遗址在村（二里头村）南……村南路旁断崖间见有不小的灰坑。距约半里余，1958年因掘地发现陶片很多，我们采集的有尊、罐、鼎、豆等器，石斧5，骨锥1。据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约长3—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对于遗址的文化性质、内涵等，他提出：“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乾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这一重要发现，迅速得到普遍的关注。此后，学者对于二里头遗址的认识，逐渐突破、改写了徐旭生的初步估计。

　　二里头文化遗址并不限于二里头一处，除二里头遗址之外，河南登封玉村遗址、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等400多处，也被认定为二里头文化遗址；而且其发现也并不始于二里头。1953年，河南登封玉村遗址已被发现，但当时并未被确认为一种新发现文化遗址。直到规模更大、更为典型的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发掘和研究，学界才以“二里头”命名了一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