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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带来的问题开始显现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
2014年06月20日 07: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0日第610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春海 字号
关键词:独生子女;子女;研究;死亡;广州

内容摘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向记者解释了“独生子女死亡”、“失独”等概念的差异。他说,对于人口结构问题,学者必须细致研究,才能为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独生子女;子女;研究;死亡;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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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向记者解释了“独生子女死亡”、“失独”等概念的差异。他说,对于人口结构问题,学者必须细致研究,才能为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向记者解释了“独生子女死亡”、“失独”等概念的差异。他说,对于人口结构问题,学者必须细致研究,才能为政策提供参考。

  概念不同 结论存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研究者对“失独”家庭数量的测算有较大的差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歧?

  王广州:在做“失独”家庭数量研究时,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如“独生子女死亡”与“失独”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涉及的人群也不同。

  在我的研究中,“独生子女死亡”意味着只要父母领了独生子女证,这个孩子无论年纪多大,不幸夭折,就被称作“独生子女死亡”。“失独”可能是先生育了第一个子女后,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这个子女不幸去世,此后又生了孩子,再次不幸去世,也就是“曾生多孩无子女”。另外,根据研究目标不同,有关“失独”的阐释还存在窄口径和宽口径两种,窄口径是曾生一孩无子女,宽口径为曾生子女无子女,前者相对而言数量较少,后者数量较多。

  关于父母在生育期内是生育了还是未生育,要等他们结束生育史才能知道。有些研究者关于“失独”的概念与我的不同。

  此外,观察对象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观察孩子与观察母亲,最后累计得出的数量不同。如果观察母亲,母亲也可能不在人世了,因此选择哪个时间点观察母亲,也会对结论造成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失独”家庭在2035年可能达到1000万,这一预测数据较为“流行”,其是否可靠?

  王广州:如果最基本的概念不同,得出的数量会有很大差距。

  2035年“失独”家庭将达到1000万是易富贤的一个预测。我认为,易富贤所用的概念,更接近于“独生子女死亡”或“一孩死亡”,而非真正的“失独”。“失独”是终生无子女。如孩子一岁时夭折,父母比较年轻,可以补偿性生育,因此不能被列入“失独”范畴。

  关于易富贤的预测,我与他进行过沟通。他承认这是他利用4天时间得出的,结论太仓促。而我的研究用了10年时间。如果以2035年为节点,我认为届时中国的“失独”家庭将达到600万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报》: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是否会缓解“失独”家庭数量的增长?

  王广州:过去,我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会有超过百万的相当数量家庭减少“失独”的风险。不过,实际上,独生子女人口存量大,单独二孩的增量相对较小。如果生育水平变化不大,单独二孩政策对缓解“失独”问题的影响有限。

  地区差异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我国“失独”家庭数量已达百万,且仍在持续增长,这将对我国人口安全、社会保障等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广州:我认为,目前问题才开始显现,且情况被低估了。

  造成被低估的原因,首先是潜在的“失独”家庭增长很快。因为我国存在着1.5亿—1.8亿独生子女,凡是学过人口学的人,只要根据生命表预测,就知道随着时间推移,“失独”现象还会增加。

  其次,过去认为只要依靠数据,对“失独”家庭进行特别扶助就会解决一些问题,但实际上社会非常复杂,很多并不仅是资金问题。例如,做手术需要人签字,如果无子女,且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住养老院谁来签字?我认为,过去我们没有想到这些复杂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未来还应关注哪些方面的相关研究?

  王广州: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同时面临着迅速、大规模的老龄化,很多问题会随之出现,“失独”就是其中之一。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完善政策和社会支持网,尤其当“失独”家庭数量达到1000万时,情况将更为复杂、艰巨。

  现在我们比较担心无子女家庭和空巢家庭。如果这些家庭夫妇年轻时有工作,生活能够自理,家庭负担较轻。但当他们一旦步入老年,情况将大为不同,可能配偶一方生活不能自理、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这些家庭将成为弱势群体。

  这类家庭到底有多少,我们并不清楚。此外,还有一种是终身未婚无子女的情况。关于这类人群,我最近也做了研究,发现这类人数量增长也较快。我国面临人口结构性问题,加上人口数量庞大、增长速度较快,带来的连带问题将产生何种影响还需要认真研究。

  另外,我国地域差异很大,如果仅看平均数字可能觉得问题不大,但实际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别很大。例如,北京、上海的户籍人口老龄化很快,上海户籍人口连续多年负增长;北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2,近15年,总和生育率都在1以下。因此,这些人口负增长及低生育率地区的人面临的包括子女不在身边、生活不能自理、家庭人均养老负担重等问题,都与多子女家庭不同,未来还需要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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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本报记者 张春海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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