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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奇解释掩盖不了侵略者暴行
2014年12月12日 08: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2日第679期 作者:韩东育 字号
关键词:侵略者;暴行;日本;侵略;日本人

内容摘要:百人斩”及随之而来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留给中国人民的刻骨记忆。日本人在哭诉“东京大空袭”的同时,不应忘记他们曾经对重庆进行的无差别屠戮的大轰炸。

关键词:侵略者;暴行;日本;侵略;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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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人斩”及随之而来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留给中国人民的刻骨记忆。对于无差别屠戮的反人类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早就做出了公正的裁决,当年的《东京日日新闻》(即今《每日新闻》)等相关报道,也留下过翔实的记录和照片。因此,凡有正常思维者,都不会怀疑上述铁案的真实性。

  日本右翼妄图否认侵略罪行

  然而,几乎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翻供”的舆论和事件,即开始起伏于日本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情绪隐微”却“学理充分”的学术式“谢罪反问”,也开始兴起于日本学界。沟口雄三宣称:“我们日本人对于战争要谢什么罪?谢罪到什么范围?是仅就残酷暴行谢罪,对出兵侵略中国本身谢罪,还是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全过程谢罪?可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过程就这样成了对其他国家的罪孽,这难道是可能成立的事吗?”当说到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是否成立时,他还制作了一个离奇的比喻:“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入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士兵。这个比喻揭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士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

  在沟口雄三看来,“南京大屠杀‘被害者三十万’”的说法,就成了“复杂的政治性数值”,而这一“数值”又“足以显示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同时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互不相通,使之成为两国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之象征”。他大概想说明,既然与战争有关的明治维新是东亚公认的“文明进步”事件,既然战争的后果已被解读为“政治性数值”而不是“事实性数值”,既然要求日本人谢罪的根据只出自“感情记忆”而不是“事实记忆”,既然这一切都发生于“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之“认识上的错位”,那么,侵略一方就无需对被侵略者谢什么罪,无论是代表“近代化”的日本历史“全过程”,抑或“两米高”士兵的“强奸罪”与“三十万人”的屠杀罪等,在他看来似乎均应作如是观。

  一些日本学者惯用强盗逻辑

  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换“加害”,以“定量”否决“定性”,是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在研究中日战争史时的惯用套路。在如此兜来绕去的叙事中,原本直观的道理被展现为极大的迂回,十分简单的事件也总是被涂抹得高度复杂。其中,最先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利用“近代文明”之“善”来消解对外侵略之“恶”的学术手法。

  他们喜欢这样设问:“为什么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呢?……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以近代化的迟早、先后为衡量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优劣标准的历史,而且,基于这种历史意识上的记忆仍以现在时态存在着。”于是乎,“不管中国人是否意识到,通过控诉日本人的残酷暴行,中国人是在对从自尊心上无法接受的日本人近代优越意识之傲慢进行焦虑的抗议。而且,当中国人站在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上,身处不得不承认日本近代的优越性这一两难之境时,则更加焦虑。所抗议的对象轮廓的不清晰,使得抗议之矢不知何时如同‘归去来器’般又刺向自身,于是这时其焦虑便越发严重。”然而,如果说“国强必霸”的道理是成立的,那么,长达五百年的文明强国明清两朝从未侵扰过东亚近邻却反而屡遭日本入侵的事实,便无法得到解释;如果该道理并不成立,那么,福泽谕吉的强盗逻辑倒是令邻国诸邦“大开眼界”。在他看来,在“文明”改造“野蛮”这一新的国际通则面前,落后的清国和朝鲜无疑需要改造;亦由于“野蛮”的持续存在违背了近代国际通则,因而“征亚”也就意味着改造“野蛮”的“义举”——“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这种“为了让你活得更好,需首先剥夺你活的权利”的直露性陈述,比日本今日的闪烁其词更为赤裸裸。

  健忘症候群在日本频繁发作

  那么,究竟谁是战争的受害者呢?对此,片面的健忘症候群频频发作于日本人身上,即:与南京大屠杀相比,他们只记住了美国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相对于日本对亚洲的涂炭,他们只记得“下町烧夷弹”和“东京大空袭”。于是,在讨论战争胜负时,日本人便出现了以下说法:“日本是与欧美对抗、与欧美争战,最后败于欧美特别是美国,而非败给了亚洲。”在这种情况下,一连串潜在的反问似乎亦同步成立:既然日本自己才是“受害者”,又怎么可能会变成“加害者”?既然日本没有败给亚洲,为什么要向亚洲谢罪?既然“帝国主义无权裁判帝国主义”,那么除了实力不逮于其他列强外,日本人又错在哪里?这些在正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反问,竟然“同时也成为从战败中站起来之不屈精神及国民困苦与勇于奋斗的象征。而诱导这些思考的就是关于近现代的历史认识”。

  但是,问题在于,日本学者似乎更应该将事实的因果真相告诉其国民,而不是文过饰非和学理饶舌。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罪行,才导致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日本人在哭诉“东京大空袭”的同时,不应忘记他们曾经对重庆进行的无差别屠戮的大轰炸。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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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韩东育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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