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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土观活佛眼中的汉地儒家
2013年10月23日 16: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8日第512期 作者:班班多杰 字号

内容摘要:【核心提示】三世土观活佛既是精通三藏四续的学术大师,也是博通儒释道的文化巨匠,著有《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简称《土观宗派源流》)。他不仅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历史传承、教义思想、理论渊源,以及苯教(藏族的原生态宗教)的源流,而且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内地的儒释道三教,以及佛教在蒙古、新疆等地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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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三世土观活佛既是精通三藏四续的学术大师,也是博通儒释道的文化巨匠,著有《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简称《土观宗派源流》)。他不仅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历史传承、教义思想、理论渊源,以及苯教(藏族的原生态宗教)的源流,而且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内地的儒释道三教,以及佛教在蒙古、新疆等地的传播。

  青海郭隆寺始建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该寺及其历辈土观呼图克图活佛一直与清廷保持着密切联系。雍正十年(1732)寺庙修复时,御赐寺名“佑宁寺”。后又诏二世土观活佛阿旺却吉嘉措(1680—1736)、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1717—1786)驻京。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世土观活佛罗桑确吉尼玛(1737—1802)也应诏入京,次年敕封静修禅师,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格鲁派在甘、青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三世土观活佛既是精通三藏四续的学术大师,也是博通儒释道的文化巨匠,著有《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简称《土观宗派源流》)。他不仅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历史传承、教义思想、理论渊源,以及苯教(藏族的原生态宗教)的源流,而且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内地的儒释道三教,以及佛教在蒙古、新疆等地的传播。

  儒教为教化之教

  三世土观活佛在评述儒家学说之时,曾用诗歌赞颂道:“汉地伟大疆土的太空中,佛、道、儒等诸日月星辰,在如来事业的广阔的天轨上,依次出现之情我当说。”他认为,在阐明宇宙和人生真谛方面,汉地传统的诸多流派往往囿于己见,不免有所偏颇,唯有儒释道三家真正揭示了自然和人伦的至理大道,因此将它们分别比作日、月、星。他解释说:“‘儒’字是文字之名,意谓文字之道,阿努阿阇梨说:‘字为学处本,为诸明之因,为名句文基,故说缀字法。’与此说之理相同。”他用藏文创立者吞弥·桑布扎对文字的定义,来阐释“儒”字。这说明土观活佛在解释这一概念时,面向的是藏文化语境下的藏人。

  随后,他对儒教做出了解释:“儒教非仅对于文字书写诵读,即为完足,其中还包含各种学问和世间人伦的道理甚多,故儒之一义可翻为教化之书,或明理之学。”他认为,儒仅指文字书写和诵读等文字学的内容,儒教则指各种学问和世间人伦的道理。在他的视野中,儒教是世间人伦道德教化之学,而非出世宗教的教化之学。这便清楚地说明儒教是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也强调了儒家的教化功能。这说明土观活佛对儒家功能的把握是准确的。

  儒教具有宗教功能

  土观活佛称孔子为儒家的导师,“孔子是一位最大的圣人,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朝代虽然有所改移,然仍以孔子之学为宗,尊为各朝的至圣先师,历代人君莫不塑造孔子神像及灵位为之供祀,这种规制,至今不替”。

  这一论述极为重要。首先,孔子是圣人或曰至圣先师,而不是神,这进一步说明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其次,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历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再次,历代将孔子塑造成神,这便有了孔子神像和灵位,以供祭祀、礼拜。这说明儒教虽不是宗教,但具有宗教的功能,发挥了宗教的作用。可见,土观活佛对儒家及其创立者孔子的把握和定位,是相当准确和透彻的。

  系统论述儒家理论

  在讲解了儒家的历史性、知识性、概念性常识后,土观活佛又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儒家理论。

  首先,他认为,儒家和孔子的学说不讲死后和来世的出世信念,而是着重强调解决现世、当下之事。土观认为孔子所说的圣人,就是印度的释迦佛。可见,土观在理论旨趣上突出了儒家与佛教的区别,而在两教的“教主”上,则强调了二者的一致性和同一性,认为儒家的孔子、佛教的释迦佛都是具有德行的圣人。

  其次,土观寻找种种理由来论说儒家、佛教的共性及契合之处。他认为,儒家的成圣理论与佛教的五道十地这一成佛阶梯是相同的;儒家易经的奥义与佛教的无上密宗相吻合;儒家的修齐治平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与佛教的修圣道相符合。

  从土观活佛对儒、佛异同的比较可以看出,他是完全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看待儒家的。因此,有些类比只看到了二者表面的相似性,而没有充分看到其本质差异。

  科举制度与学经制度有相似性

  土观活佛还把儒家的科举制度与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进行了比较。他说,儒家五经“如同五部大论,儒学如同所摄一切佛典,精通儒书后则得先生、秀才、状元等名位,与博通佛典后则得格西、迦居巴、然降巴等学位的规制相同。以后即可授以教民化众的官职”。

  他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与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僧官体制进行比较,可谓巧妙之极,集中体现了他的睿智和悟性。固然,儒家的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等学位,与藏传佛教的格西、迦居巴、然降巴、拉然巴等学衔之间并无渊源关系,但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儒家为学之道中,取得了这些学位即可做官。在藏传佛教的学经制度中,获取这些学衔后,可担任一定僧阶官职。这是在汉藏两种文化语境下形成的文官制度。

  土观活佛还对儒生和佛教徒做了比较,他说:“有一类精通汉地诸大经史之义理者,不想做官为宦,也不欲经商务农,而隐居林泉,唯思所学经史之义理,间或授徒讲学,生平以少事寡欲度过一生者,亦不乏其人。这种人与进入佛门,闻思达于究竟,遂抛舍世务,静居山林,克实修行以终其身者相仿佛。但如上所说的人,在儒道两方面都是虽有,亦不多见。”儒家的根本宗旨是教导儒生要遵循“三纲要、八条目”的原则,终生践行三纲五常,以达到成人、成物的入世目标。但是在儒生中也不乏一批远离社会、离群索居的隐士,土观将这些人与佛教的静修者相提并论。这说明他不仅通晓汉地儒家的经典及其理论,而且还了解儒家各种不同的群体、类型。

  综上所述,作为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土观活佛对汉地儒家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还比较了藏传佛教与儒家的体制、思想和功用,并力求寻找其共性。尽管有些观点存在立场和认知的局限性,但他的分析和概括却是十分准确和精当的。他对汉文化的认识超越了一名藏传佛教高僧的视域,为汉藏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引导、辐射之功,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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