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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叙事”的尴尬与突围
2015年12月11日 11: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1日第864期 作者:房伟 字号

内容摘要:就民族国家的“国家记忆”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绕不过的“重大历史题材”。然而,目前的“南京大屠杀文学”并不让人满意。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部分作品局限于特定的话语模式、审美形态和价值取向,文艺作品陷入简单的“两军对垒”模式。谴责侵略,弘扬爱国精神,追求和平,捍卫人类尊严,这是基本要求,但不能简单化,更不是艺术缺乏创新,思想缺乏突破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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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民族国家的“国家记忆”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绕不过的“重大历史题材”。然而,目前的“南京大屠杀文学”并不让人满意。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部分作品局限于特定的话语模式、审美形态和价值取向,文艺作品陷入简单的“两军对垒”模式。谴责侵略,弘扬爱国精神,追求和平,捍卫人类尊严,这是基本要求,但不能简单化,更不是艺术缺乏创新,思想缺乏突破的借口。

  再如,很多作品为突出“鬼子”的狰狞可怖,刻意把中国人塑造成“待宰的羔羊”形象,其目的在突出民族义愤引发的道德感,影片对应的是民族情绪,激发对日本人的仇恨,却很难引导人们真正思考战争的丑陋,思考战争与人性的关系,甚至反思狭隘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共谋关系。公众偏狭的艺术趣味和道德化的民族情绪,影响了作品表现的限度和深度。战争和人性一样复杂多变,既有残酷暴烈,也有高尚牺牲,更有意想不到的偶然性和突发性。比如,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像资料,让我们不仅看到日军的残酷杀戮,也看到日军基督教士兵对安全区的救助。虽是个体行为,但也显示了战争本身的复杂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盲目想象所谓国际视野,即“国际+人性”模式,突出外国人对大屠杀的拯救,视角看似客观,实际充满西方主流偏见,且也不能涵盖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和日本文化心理的影响。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以旁观视角描述明妮·魏特琳对大屠杀的拯救,总体而言,并不成功。作家对史料不熟悉,刻意表现西方文化视角观照下的日常维度的南京大屠杀下的市民生活。我们看到作者别出心裁的写作目标与处理历史题材的力不从心。作家试图从更日常、更个人化视角处理大历史,但历史沧桑感与大屠杀的惨烈,都被作家策略性地规避了,反而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西方人视角,不仅没有带来新的思想和情感冲击,反而让读者加重对其东方主义意味的怀疑。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将身体羞辱与民族国家叙事的隐秘符号相联系,但整部作品未达到庄严大气的史诗气度,也未能很好地将人性叙事与历史深度结合。相比而言,青年作家葛亮的《朱雀》,虽是以几代人的悲欢串起南京历史,但毓芝与日本人芥川在南京屠城中的爱情,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历史想象味道。

  因此,无论哪种处理方式,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艺作品,都应做到首先要建立在中国人本体及中国文化特质上反映大屠杀,而不是将屠杀变成东方奇观,满足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想象。拉贝和魏特琳是真正的英雄,但那些在战争中战斗至死的中国人,他们同样是英雄,那些在艰苦环境中努力活下去,顽强地生存的中国人,他们也是令人尊敬的英雄。2007年,我曾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指导下,写作出版了《屠刀下的花季》一书,并被定为“教育部教材中心中小学图书馆指定书目”。我写作的目的是试图查找青少年在这场灾难中的遭遇,探寻民族历史的隐秘。

  我们走不出我们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我静静地在静默堂感受,“每隔12秒一个中国人生命逝去”的悲哀,这才发现,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柯林伍德曾在《历史的观念》中说,史家不仅要知过去事实,且要知怎样认识和理解过去事实(史实背后的思想)。“南京大屠杀”也在经历话语建构的过程,将这次屠杀放置到奥斯维辛等反人类罪行的历史地位,进而将之放置于二战后现代社会反思体制之中,成为人类警醒狂热战争的警钟。我期待中国艺术家,能摆脱单纯的民族情绪与弱者心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将人性叙事与历史叙事完美结合的文艺作品。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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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房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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