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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之真与情态之真 文史融通视野下的南京大屠杀
2015年12月11日 11: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1日第864期 作者:胡一峰 字号

内容摘要:这几年,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引起关注,电影《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等还激发了争论。此类作品应如何科学评价,也引发了人们不尽的思考。依我浅见,似应以厘清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为谈论这个话题的基本前提。众所周知,史学与文学在人类社会中的起源都很古老,甚至可能是人类阅世经验得以积累和传承,进而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最古老的载体。海登·怀特曾提出,历史编纂需要借助文学的表现手法,而文学创作也可以表现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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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引起关注,电影《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等还激发了争论。此类作品应如何科学评价,也引发了人们不尽的思考。依我浅见,似应以厘清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为谈论这个话题的基本前提。众所周知,史学与文学在人类社会中的起源都很古老,甚至可能是人类阅世经验得以积累和传承,进而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最古老的载体。海登·怀特曾提出,历史编纂需要借助文学的表现手法,而文学创作也可以表现历史真实。

  众所周知,史学首先是求真。因此,评价与历史有关的书写哪怕是文学书写,“真”是最基础也是最首要的标准。然而,即便在史学领域,对“真”作出清晰界定也非易事。史学之真在叙述者笔下,似乎只是一种无限接近的可能性。当文学之手触摸历史,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通过重构细节揭示事态之真

  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的文学书写中,妥帖地理解“真”就更加重要。换言之,在文史融通的视野下,“真”又可分两种面相:一种是“事态之真”,即作品之叙事与历史真相之吻合程度;另一种是“情态之真”,即对历史的书写是否出于正当之真诚。

  事态之真,主要通过历史本质的揭示和历史细节的重构而达成。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这是刻写在大地上的历史真相,乃文学之笔书写南京大屠杀时不可偏离的“事态之真”。而任何书写者要抵达这一“事态之真”,就不能回避对历史本质的揭示。历史是作为群体的人的活动痕迹。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是一个作为侵略者的民族对另一个被侵略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是穷兵黩武的制度给全人类带来的罪恶。这一历史本质要求书写者关注这段历史中群体的命运。当然,文学书写需要个体视角,采取个体视角书写历史题材,有时反使作品显得厚重,从而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这也是文学把握世界的长处。但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书写,即便采取个体视角,也不应是原子化的主体,而应使读者感受到隐于个体之后的群体的情感与力量,或曰以在场的个体,彰显不在场的群体。在我国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文学《干妈》中,作者黄谷柳这样写到:“我站在这虔诚的伟大的母亲面前,站在庄穆的辉煌的烛光影照之下,我的心一阵酸楚,眼睛也模糊了,看见无数慈爱而愁苦的女像在眼前晃动打转,恍惚看见所有南京女像之群合十祷告,跪在神明的面前为那些苦斗着的健儿祝福。”小说中的“我”(一位南京守城军人)与“干妈”(一位南京妇女)是在场的个体,但背后站立的却是“女像”(中国民众)和“健儿”(中国军人)这两个群体,而小说的价值也在于以个体的命运透视群体的历史。

  揭示历史本质的最好方式之一,是尽可能地重构历史细节。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作者何建明发出“十问国人”,第五问即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注意点细节”。缺乏细节的历史是干瘪的,即便真实,也难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发生在78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不等于过去,更不等于遗忘。史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在于让历史活在当下、融入生活,这离不开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在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细节无疑更加重要。何建明的问题提醒人们,抵达南京大屠杀的事态之真,还有大量的细节有待发掘。何建明的《拉贝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从大量的史料中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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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一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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