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创作，历经了抗战、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相关作者来自多个国家，作品数量多，承载的观念复杂。因此，只有作整体考察，才能全面洞悉这一特殊事件所承载的历史情结和现实寄寓，揭示南京大屠杀叙事的心理动因和文化姿态的复杂性。

　　同为二战时期的大屠杀，奥斯维辛大屠杀主要作为宗教、种族、文明、人性的灾难被铭记和反思，而南京大屠杀是作为民族国家事件而存在，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可以归于民族国家叙事的范畴。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受到作家身份和时代语境的影响。作家的身份位置、创作态度与时代性的遇合，使民族国家观念获得了繁复而歧异的表达。

　　　日军暴行的命名方式与民族政治的叙事选择 

　　关于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命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中国和日本一般称之为“南京大屠杀”（The Nanking Massacre）；西方的通行说法则为“南京强奸”（The Rape of Nanking）。两者都使用了借代手法，以部分代替整体，这反映了民族政治和时代语境影响下，中日和西方理解南京大屠杀的差异。

　　中日和西方对南京暴行的命名差异，与小说创作的情形相呼应。中国大陆和日本作家的小说，主要在“屠杀”的意义层面叙述日军的南京暴行；海外华人和西方作家的小说，则主要在“强奸”的意义层面叙述南京暴行。在故事空间的选择上，中日作家侧重侵略与抵抗的战争空间，而海外作家往往把故事主体空间设置为教堂和教会学校，主要人物的设置和叙述视角的选择，也配合了民族政治的表达需要。战时中国作家的书写采取中国人的视角，21世纪海外华人作家则侧重传教士的拯救，具有东方化倾向。写作时的政治语境、国际关系影响到中外作家对屠杀事件的理解，海外华人作家模棱两可的文化身份在大屠杀叙事上烙下了鲜明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