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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治理主义提升立法规制腐败的能力
2014年10月31日 07: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31日第663期 作者:魏昌东 字号
关键词:腐败;治理;主义;立法规制;腐败犯罪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显示了反腐败在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中所承载的重要使命,提升了腐败治理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腐败;治理;主义;立法规制;腐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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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显示了反腐败在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中所承载的重要使命,提升了腐败治理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传统社会的腐败治理以刑法为主导,属典型的“事后性”消极治理,腐败治理的成效不彰。在腐败治理的历史进程中,人类逐步意识到,犯罪预防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腐败犯罪立法策略,开始发生从“重惩罚轻防范”向“预防与惩罚并重、预防为先”的转变,积极治理主义的观念由此兴起。

  腐败犯罪积极治理主义是以腐败的根源性治理为目标。积极治理主义以腐败所赖以生存的本原性要素、内生性环境改造为治理重点,降低社会对腐败的容忍限度,增加权力滥用障碍。它意在构建提高腐败追究可能与预防机会的机制,以健全腐败犯罪责任追究根据与机理为理论支撑,以多元化法律体系构建为制度框架,针对腐败犯罪形成更具主动性、进攻性、策略性的治理理念与机制。积极治理主义导向下的腐败犯罪惩治立法体系建设,应当强化立法对腐败治理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为此,要打好“三大关键战役”。

  其一,加快更新腐败惩治立法。提升腐败惩治法对腐败行为的法律评价能力,构筑更严密的刑事法网,规范新型腐败犯罪行为,是积极治理主义腐败治理理念的重要要求。下一步首先是构建“对称性”治理结构。删除贿赂犯罪的“谋取利益”要素,增设“影响力行贿罪”。其次是合理借鉴“囚徒困境”理论,取消行贿罪责任阻却事由,设置受贿罪特别自首制度。接着是拓展刑法干预的犯罪场域,增设预防行贿失职罪和怠于报告贿赂罪。最后是采取“严中从严”策略,将高级公职人员身份增加规定为量刑身份。

  其二,加快建构腐败预防立法。世界上腐败治理有成效的国家均已制定了预防职务犯罪和腐败行为的相关法规,作为完善中国反腐机制的重要内容,当务之急应尽快将目前仅适用于党员领导干部的财产公开制度法定化、实定化,尽快出台《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法》,将核心预防性机制立法化的同时,细化过于抽象、欠缺责任机制的内容,配置明确而严格的立体责任机制。

  其三,强化司法查办能力,确保司法公正。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中国反腐推进路线中,强化腐败犯罪的司法查办能力,是推进法治反腐的重要方面。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一是整合多元化的腐败治理资源,实现腐败查办主体的一元化。二是为腐败的法定追诉机关配置更为明确、广泛的权力,提高腐败犯罪发现能力。三是强化腐败犯罪查处中的公平原则,统一司法尺度,坚决杜绝腐败查处中的选择性执法问题。

  (作者系南京审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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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魏昌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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