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良渚遗址发掘和良渚文化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就不能不提及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施昕更。施昕更出生于良渚镇，1929年任西湖博物馆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从1936年底开始，施昕更先后3次参与在良渚镇及周边的考古发掘，探明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等12处遗址点，当时发掘出土的文物主要为良渚文化陶器，也有部分石器和玉器。施昕更对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研究整理，于1937年完成6万余字的考古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制图百余幅。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一书出版发行。这是良渚文化发掘和研究的开端。

　　1939年，在温州瑞安任抗日自卫队秘书的施昕更因病去世。在此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停滞了较长一段时间。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化。198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相关研究人员持续在良渚地区进行大量考古发掘工作。1981年，吴家埠遗址被发现并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面积1300多平方米，发现了马家浜、崧泽与良渚文化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良渚文化的发掘考古工作由此进入实质性阶段，浙江省的文物考古部门在此设置了考古工作站。

　　1987年，我被分配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并参与了莫角山遗址的发掘。我们对莫角山遗址东南部进行发掘，发现大量块状红烧土和草木灰的废弃堆积——这是人类活动遗存的重要证据——或为房屋毁灭后的残留，或为烧窑、祭祀仪式的遗迹。进一步的考证认为，莫角山等处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大型建筑遗址。后来，基于文物保护、经费等方面的考虑，原定在此建设的104国道改线，莫角山等处的遗址因此得以完整保留。

　　同样是在1987年，研究人员对瑶山墓地进行发掘，最终清理出墓葬13座，出土玉器、石器、漆器千余件。尤为重要的是，在瑶山首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祭坛的遗迹。

　　1991年，我们对瓶窑镇汇观山遗址进行发掘，除高等级墓葬外，在这里也发现了方形、呈多重分级式立体结构的祭坛。

　　1992—1993年，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厂房要扩建，我们再次发掘莫角山遗址。最初的勘探主要围绕莫角山上的三个高台展开，发现地表下广泛存在人工夯筑的沙土，在高台上发现应当处于低洼河道中的沙土这一不寻常现象促使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掘。1000多平方米的考古发掘显示，这里是人工夯筑的——一层沙一层泥。由此我们认识到，这三处高台是古代大型建筑的遗址，很可能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地区。

　　至此，以莫角山为核心的遗址群总体面貌初步呈现，莫角山为中心宫殿，反山、瑶山、汇观山为王陵、祭坛。

　　1998—1999年，我们针对良渚区域内的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专题调查，对遗址的分布情况有了总体性的认识，共发现和确定遗址130多处，奠定了良渚遗址群的基本架构。

　　随后数年，考古工作者陆续在瓶窑文家山遗址、杜山遗址及仲家山遗址，余杭卞家山遗址、横圩里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大批墓葬和文物。

　　2007年，以余杭葡萄畈的考古发掘为契机，我们发现了良渚古城墙，并陆续确定了良渚古城的范围、结构、功能区分布等。古城结构规整，应当有统一的设计和规划，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

　　近年来，我们在良渚文化村附近的大熊山等地持续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在3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6处遗址，时间从马家浜文化一直延续到良渚文化，这里可能存在一个文化带，并可能是良渚遗址群的发源地。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报记者  王广禄/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