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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盟后的中东欧成员国仍需调整转型
2014年08月29日 06: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9日第640期 作者:杨烨 字号
关键词:中东欧;成员国;入盟;欧盟;调整

内容摘要:加入欧盟之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问题上,作为欧盟和北约新成员有了更多发言权。其三,未来时期中东欧左翼政党长期保持相对优势面临着诸多的约束和限制。

关键词:中东欧;成员国;入盟;欧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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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欧盟之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问题上,作为欧盟和北约新成员有了更多发言权。

  

  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后,标志着自2004年5月开始的东扩进程正式结束了。沉浸在入盟后喜悦中的13个中东欧新成员国,必须遵守长达97000多页的欧盟各项政策和章程,从而完成加入欧盟的实际过程。入盟后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中有的进入申根协议区,有的并未进入;有的较快加入欧元区,但另一些却表现出迟疑和顾虑。在东扩后的欧盟版图中,中东欧新成员国利益分歧鲜明、对策调整各异,外交表现复杂,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景象。

  《里斯本条约》缩小成员国之间安全认知差异

  欧盟东扩是否促使中东欧国家安全利益得到充分实现,这是中东欧新成员国在寻求地区安全利益时必须考虑的问题。2003年,作为北约新成员国的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就通过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立场鲜明地站在了美国一边。之后,在美国东欧部导计划实施之后,这几个中东欧国家力排国内民意的反对,对美国的部导计划给予积极的响应与配合。他们在外交立场产生的连锁效应引起了欧盟一些成员国的反对和疑虑,甚至导致了欧盟成员国一定程度的立场分化。这说明中东欧的一些新成员国在安全威胁来源问题上存在较深层次的认知差异,并且在欧盟共同安全战略问题上存在认知滞后。其原因有三:第一,地缘视角:特殊地缘政治环境导致不同的安全认知;第二,历史视角:历史的宿怨仍然警示着来自俄罗斯的现实威胁;第三,安全诉求:中东欧国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后,依然十分关注地区安全和诉求,他们更愿意相信来自美国的安全保护。

  加入欧盟之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问题上,作为欧盟和北约新成员有了更多发言权。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及外交活动空间扩大,自信心和安全感增强。然而,由于存在上述安全认知差异,欧盟在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时成员国间不同的外交立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由于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制度安排,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安全认知差异和某种滞后现象逐渐处于消弭的趋势。

  新成员入盟后经济转型难度大

  欧盟东扩进程中先后有13个国家加入,他们不再受统一市场、关税、限额等因素制约,使得资金技术引入、产品出口和经济合作更为便利。然而,自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债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对其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法律体系构成挑战。

  在欧盟新成员国中,匈牙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危机之后匈牙利不仅经济损失惨重,而且出现了社会与政治波动。曾经被称作转型国家优等生典范的匈牙利为何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遭遇重创?各界开始探讨匈牙利的经济转型模式。它最为典型的特征是有偿私有化模式,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导致了匈牙利对外资严重依赖现象。外资不仅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还控制了匈牙利的金融系统,通过这一方式外资成为控制匈牙利经济命脉的主人,形成了外资垄断逐渐取代国家垄断,同时,国民经济部门发展不协调,新型部门和传统部门的差距越来越大,种种弊端暴露无遗。

  银行私有化也成为了匈牙利遭遇金融危机重创的助推器。中东欧国家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匈牙利是唯一获得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给金融部门改革最高评级的国家。匈牙利银行部门的大部分都通过私有化卖给了外国战略投资人。其结果是外资控制银行,使银行失去了发挥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作用。银行间的互动加强,增强了金融危机传导的风险。同时大量外资通过银行系统成为资本投机的工具。由于金融体制不健全所造成的监管不力,资金大量流入金融和投资机构,潜在的风险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成为现实。匈牙利经济从转型之初显示出来的“成功业绩”到危机背景下弊病百出,彰显出新成员经济模式的成功与否必须面对新的现实和危机的严峻考验。

  金融危机下左翼力量出现回升迹象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欧洲的冲击,直接造成了失业率的大幅升高和劳动阶层的贫困化。欧洲地区多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各国政府债台高筑,这使得民众对右翼紧缩政策极为不满,进一步引发了罢工浪潮和政治动荡。在此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为改变这种低落态势,开始尝试一些重要的政策改变。左翼政党一改多年来“意识形态左偏,政治实践偏右”,以及社会基础逐渐从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转变为一种不断迎合中间阶层力量倾斜的取向,开始了反对右翼紧缩、凸显传统左翼色彩的政策调整,更强调民主、公正、平等,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等欧洲传统的左派价值。

  自东欧剧变以来,中东欧国家通过政权的更替与重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逐步向“民主化”的目标迈进。从总体趋势看,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政党呈现左右翼轮流执政的格局,从态势上讲,即使左翼比较活跃的地区也很难判断左翼力量已经回潮或复兴。但是,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各国的冲击和影响给左翼政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机会。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中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社会动荡,右翼政党的紧缩政策引起民众不满,以社会党为主体的左翼政党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努力凸显其传统左派价值。在左右翼力量的新一轮较量中,左翼政党取得了明显优势,中东欧政治博弈的天平开始向“左”倾斜。2012年以来,左翼政党再度崛起,在多个中东欧国家竞选中获胜,扭转了左翼政党近年来的式微局面。导致中东欧国家政局出现明显变化的因素有以下几点:其一,中东欧左翼政党取得相对优势是外部经济形势冲击所带来的机遇;其二,中东欧左翼政党执政后将面对如何兑现竞选承诺的严峻挑战;其三,未来时期中东欧左翼政党长期保持相对优势面临着诸多的约束和限制。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中东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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