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流寓文士大规模涌入，他们在带来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同时，也用自己的诗文记录和感受着岭南大地的多姿多彩。根据对《全唐诗》中涉及岭南地域书写作者的粗略统计，岭南籍有31人，流寓文人234人。清代汪森编写的《粤西诗载》收录了汉代至明末的写广西的诗歌3118首，另附有词45阕，作者计832人，但广西籍仅有56人，多数为流寓文士。这些入岭文人的作品迅速传播到中原地区，使以中原文化为主流的唐宋时期人们对岭南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这些流寓文人的作品。

　　“唐宋流寓文人的岭南书写，对岭南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陈恩维认为，流寓文士的岭南书写是对岭南山水的一次再发现。“如果说，岭南地理《异物志》使岭南地理世界为世人所认识，那么唐宋流寓诗人则是从岭南自然世界获得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丰富和发展了岭南的文化形象。”

　　是的，没有经过诗人描写和吟咏的岭南，完全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经历诗人、特别是著名诗人游历、吟咏题写的岭南山水则开始有了文化意味，成为糅合了文化心理积淀的文化、文学景观。“一路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此行便是无官事，只为梅花也合来。”（《自彭铺至杨田道旁梅花十余里》）杨万里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人们记住了“只为梅花也合来”的名城梅州；韩愈虽然在潮州不足8个月，但潮州城外“鳄溪”易为“韩江”、“笔架山”改称“韩山”、植下的橡树改为“韩树”，所谓“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苏轼在惠州也只有两年多，惠州“丰湖”遂改名“西湖”，诗云：“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以韩愈、苏轼为典型代表的流寓文士，虽然在自己的诗作中也曾多次提及岭南的蛮烟瘴雨，生存环境之险恶，但在客观上提升了岭南山水的人文意蕴。

　　此外，陈恩维表示，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书写，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从而将岭南文化纳入中原文化的整体框架中，传播并提升了岭南文化的形象。汉唐时期的岭南地理志的异物书写，往往将岭南置于一个孤立的时空加以介绍，造成了岭南孤立的异文化形象。

　　而唐宋流寓文士却将自身的人生遭遇与岭南的山水风物以各种不同形式结合起来，并以之与中原和江南作对照描写，这就使得他们书写的岭南与中原有了确定的连接，从而把岭南纳入了与中原文化的比较范畴，使其地域属性鲜明起来。

　　流寓岭南的诗人墨客们多有坎坷的人生遭遇，心中情感不免积郁。来到千里之外的岭南大地后，面对奇异绚丽的自然风光，许多文豪寓情于景，在岭南留下了无数千古佳作，至今为人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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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唐柳宗元作于广西柳州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虞美人·宜州见梅作》，北宋黄庭坚作于广西宜州

　　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瓮酿成微笑。半缺瘿瓢共舀。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

　　——《添春色·醉乡春》，北宋秦观作于广西横州

　　“万山第一”——雷州天宁禅寺

　　雷州天宁禅寺建于唐大历年间，《海康县志》载“唐大历五年开山岫公建”（即770年）。贬官逐客南来大多寄寓于此。寇准、苏轼、苏辙、秦观等，或谪雷阳，或贬琼崖，皆或久或暂寓于此寺。

　　绍圣四年（1097）苏轼贬经雷州，住进天宁寺。当时城墙外的天宁寺，红墙绿瓦，佛殿高耸，曲栏亭台相映交辉，佛塔如林，绿树四合，一面临水，碧水粼粼。其时，置身寺中如临蓬莱胜境。住持让出方丈堂给苏学士居住，每日与学士谈佛论经，茶饭相待。苏学士爱其境清幽，一日，几杯薄酒过后雅兴大发，在纸上书“万山第一”四大字以赠。此书楷体，圆润方正，乃天宁寺镇寺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