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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中国议程
2013年12月10日 09: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26日第480期 作者:林尚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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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战略议程,应该从优化国家结构体系入手,其基础在于国家民主的成长与国家制度的健全完善。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又是一个力图创造自己独特制度与价值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社会分化与个体化不断增强的国家,又是一个正致力于建构制度与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国家。这是国家成长最有活力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国家成长最艰难、最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建设在成长的同时,又面临着各种可能的发展陷阱;国家认同在不断建构的同时,又面临着认同危机、身份困惑以及价值缺失的挑战。中国要把握好这个时期,最关键的就是整体推进国家建设,具体来说,就是实现国家制度建设、国家结构体系优化与国家认同建构的有机统一。

  国家结构体系与国家认同的互相塑造

  美国学者安德森把民族或民族国家视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然而,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国家认同不仅仅体现为对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及其所决定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对其所参与的国家结构体系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一定是在人们与国家结构体系的具体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可以说,在国家与人、制度与人的有机互动中,国家结构体系的质量决定着其塑造民众国家认同的能力;反过来,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也塑造着国家结构体系。

  国家结构体系是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所形成的结构关系总和,其出发的原点是人。作为国家成员的政治人,首先是现实的存在,即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其次是历史的存在,即处于历史的规定性与历史的创造性之中;最后是精神的存在,即处于用自己的价值和理想观照现实之中。人是国家的尺度,基于人的三种存在,国家结构体系必须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安排和优化。

  从时间维度看,国家结构体系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合理安排这个社会与国家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关系。大而化之讲,涉及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等问题;进入具体领域,就涉及国家对过往历史的逻辑编排、对重大事件的态度、对历史作用和影响的把握,涉及国家对当下的历史定位、对未来取向的把握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设定等。这一方面为了解决国家从何而来、走向何方,以及国家应该担当的时代使命的问题;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国家现有制度的选择所具有的历史与时代合理性。

  从空间维度看,国家结构体系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合理安排好国家组织与建设所面临的最基本关系,具体包括:国家与社会(或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军队与国家的关系,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阶级与阶层的关系等。细究这些关系的背后,无不与具体的利益相关,因而,国家在空间维度所建构起来的结构关系,实际上是对整个国家利益关系的安排与协调。这种安排与协调将最终决定在这个利益结构体系之中每个公民的权利大小、自由空间与发展资源。

  从价值维度看,国家结构体系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将当代人类的基本价值合理地安排进具有特定历史与文化的社会之中,并使其成为社会认同、国家遵从的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任何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都必须对基本的价值形成合理的结构安排,明确价值的优先顺序。这对于引导人们的国家认同和协调整个社会的观念与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核心价值的缺乏或者价值顺序的混乱往往是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潜在根源。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的时空背景

  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离不开现代国家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国家结构体系的建构、优化与巩固。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历史起点,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实践先后经历了两大时代、两大形态:第一个时代是1949年以前的革命时代,其形态是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第二个时代是1949年之后的建设时代,其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两个时代、两大形态具有一定的历史与制度的延续性;但对于国家认同建构来说,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使得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进程出现了历史性断裂。

  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构和逻辑,决定了当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是基于其在三个时空中形成的国家认知和国家观念复合而成的。第一个时空是中国千年历史与传统的时空,建构了中国人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及其独特的国家观念;第二个时空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传统帝国迈向现代国家历史的时空,建构了中国人对现代共和国的认同;第三个时空是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时空,建构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

  第三个时空所形成的国家认同对当下的国家建设与发展最为关键,但人们在第一个、第二个时空所建构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建设也至关重要。在第一个时空所形成的国家认同,一方面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与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维系和保证了国家大一统特性的精神与信念基础。在第二个时空所形成的国家认同,则保证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不是衔接在中国的传统帝国之上,而是衔接在现代文明之上。正是这两个层面的国家认同使中国在近代曲折进程中,维系了国家的内在统一与现代化、民主化的发展取向。所以,中国人要在第三个时空形成稳定的国家认同,就离不开第一个、第二个时空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

  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四大战略议程

  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战略议程,应该从优化国家结构体系入手,其基础在于国家民主的成长与国家制度的健全完善。鉴于此,应聚焦于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从学理上阐释中国现代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规定。中国应该从现代化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科学而严谨地呈现出中国现代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规定性。解决了国家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伴随国家诞生而形成的相应的现代国家制度,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内在合理性也就有了相应的历史基础。

  第二,从理论上阐释国家及其国家制度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理性化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现实追求,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理性化的具体体现。要成为理性化的国家,就必须做到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有机统一。显然,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有机统一,不仅要体现在理论逻辑上,而且要体现在实践逻辑上;相比较而言,理论逻辑上的解决更具有全局性的价值,能够为具体的实践提供明确的方向与任务。中国虽然在实践中获得了应有的制度自信,但是这种制度自信背后的理论力量不强。对国家认同建构来说,非常需要能够说服人、掌握群众的国家与国家制度的理论建构。

  第三,从制度上优化国家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实现多元化与一体化共存发展。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对自由和平等的需求形成国家发展的两大趋向:多元化与一体化,其共存的基础就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及其对国家内部结构关系的优化。如政党、社会与国家的结构关系,关键在政党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定位;中央与地方的结构关系,关键在中央与地方职能配置;民族关系,关键在民族平等权利的制度实现方式等。实践表明,其中任何一种结构关系出现问题,都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优化国家内部结构关系,固然需要具体的制度设计,但更需要国家整体的规划和安排。

  第四,在政策上体现和实践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基本价值。许多国家在治理中出现的认同危机,往往不是制度引发的,而是政策引发的。但是,政策引发认同危机到了一定程度,就变成制度问题,国家认同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在中国这样地区差异较大、利益多元的社会,政策的简单化不但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引发新的问题,并引发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紧张。为此,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发扬中国的两大民主资源——一是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二是协商民主实践,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的适应性,减少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时空中,人与国家都经历了多重的洗礼。对于日益全球化和网络化的现代公民来说,国家内部体系的合理性与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独特性与先进性,必然日益成为决定其国家认同取向的重要因素。因而,在21世纪,国家认同建构不能脱离出国家建设与发展,对国家认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意识形态,只有充分融合在国家建设之中才能对认同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具备提升和巩固国家认同的国家建设能力,将成为各国立足当今世界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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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尚立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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