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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研究:考古的基础性作用将愈加明显 ——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李肖
2013年12月11日 14: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5日第471期 作者:张春海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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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李肖与吐鲁番考古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论著《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寻秘大海道》,都将吐鲁番作为研究对象,另外还主持完成了《柏孜克里克出土吐鲁番汉文佛教典籍》、《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李肖将吐鲁番比作欧亚大陆种族、语言交流的十字路口。他认为,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枢纽地位的重要性,并为探索古代吐鲁番地区多种族、多语言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一手资料,具体到高昌国时代也是如此。

  李肖与吐鲁番考古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论著《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寻秘大海道》,都将吐鲁番作为研究对象,另外还主持完成了《柏孜克里克出土吐鲁番汉文佛教典籍》、《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报告。

  出土新文书解答学术论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高昌故城的形制布局一直未有研究成果出版,只有一些零星论文。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李肖:高昌故城的形制布局研究有难度,不仅在于目前故城内建筑遗址、遗迹的保存状况,还在于该研究必须利用西方学者已有的记录、研究成果。当年,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等人组成的吐鲁番探险队曾在此发掘、测绘,此后,他们的研究专著在德国出版。这些著作用20世纪初的德语写成,与目前的德语有一定差别,而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学者必须既懂考古又通德语。我们曾经几次努力寻找译者,但经费有限,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报》:唐长孺先生主持整理的十卷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收入了1959—1975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区的吐鲁番文书,这批文书的发表,对于学术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近年来,有哪些新的文书特别是高昌国时期的文书出土?

  李肖:吐鲁番盆地是个聚宝盆,古代文物、文书等仍在不断出土。1997年,吐鲁番地区考古工作者清理了洋海1号墓,出土了一批阚氏高昌王国时期(460—488)的珍贵文书。2004—2006年,在阿斯塔那、巴达木、木纳尔、洋海等墓地又相继出土了一批文书。同时,地区文物局又陆续征集了十多年来从吐鲁番地区流散出去的古代文书,其中除了部分来自台藏塔、交河故城之外,大多数来自吐鲁番的古代墓葬。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不仅有古墓出土文书,也有寺院遗址出土的佛经残片,还有墓志,统称为“出土文献”。我们整理出版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此外,2010年吐峪沟石窟东区的清理发掘,出土了文书、壁画等大量珍贵文物,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处地面回鹘佛寺遗址,预计面积500平方米左右,考古人员在此发现有回鹘文题记,出土的重要文物有汉文、回鹘文及其他胡语写经等文献。

  新出土的文书对解决一些历来论争不决的学术问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比如高昌官制、郡县制等在学术界争论已久,老一辈学者写了相当多的论文,但一直无法得到普遍接受的结论。而一件新出土的文书,则以无可争议的证据解决了这些疑问。

  吐鲁番学的资料构成是建立在对吐鲁番地区的古代寺院、城址、民居、墓葬的考古调查发掘之上,是相关学科门类如历史、民族、语言、死文字、古代建筑的最初生长点。随着时代的推进,其重要性将愈加显著。这些资料对研究吐鲁番地区古代环境的演变、人类与绿洲的相互作用、游牧与定居的关系、吐鲁番在丝绸之路上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学术课题,都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古代高昌地区,故城数量较多,实际远不止高昌、交河故城。比如在今苏公塔以南,为安乐故城。这里也有待进行考古发掘。

  吐鲁番研究有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韩森的新著《丝路新史》,强调以新眼光来认识丝绸之路,特别重视吐鲁番地区。您如何理解这一说法?

  李肖:随着研究的进展,学者也逐渐发现,在一个世纪前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可能是一个过于浪漫、美好甚至理想化的名词,这条道路上的丝绸等珍贵商品的贩运、交流并不无问题,但是我们也发现并越来越注意到,实际上比这些商品更重要的可能是人口的买卖。我们看到,每次战争结束,人口贩子就会随之而来,开始贩卖人口,而且这是受到官方允许甚至保护的,比如唐朝,奴婢逃亡,朝廷有责任负责帮助追回。这也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当时长安等地会有那么多的“胡奴”和“胡姬”。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吐鲁番学中,高昌历史文化的研究,应当怎样认识?

  李肖:首先,在我国一般称为“敦煌吐鲁番学”,敦煌在前吐鲁番在后;而在国际上,顺序正好相反,是“吐鲁番敦煌学”。德国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是在我国的吐鲁番学研究院之外,唯一一所国际吐鲁番学研究机构。

  西方学者更加注重回鹘高昌的研究。这与他们从中国吐鲁番地区盗掠走的这类文献有关,又与其在西域语言方面的特长有关。

  不过,近年来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所获经费支持大幅减少,一些与东方学相关的研究机构尤其如此,日渐萎缩,德国的回鹘语言研究就相当不景气。相比而言,我国的研究则有快速追赶的态势,可能在未来“后来居上”,如中央民族大学邀请德国柏林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先生为特聘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也邀请了多位在西域语言方面有造诣的学者加盟,力量逐渐增强。

  本次独家报道图片除注明外均由本报记者吴文康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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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春海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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