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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学研究:找到正确门径 进入自由王国 ——访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龟兹学会副会长霍旭初
2013年12月17日 10: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1日第465期 作者:张春海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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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作为年近八旬的学术老人,霍旭初对于龟兹学的发展抱有拳拳之心,他正在寻找新的路径以进入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

  霍旭初结缘龟兹,始于1979年到克孜尔石窟的一次考察,那时他就被绚丽的壁画深深吸引。不久,他调入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退休后仍在乌鲁木齐孜孜不倦地进行龟兹和西域佛教史研究。他告诉记者,由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疆通史》基础工程项目“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研究”正在紧张进行中,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作为年近八旬的学术老人,霍旭初对于龟兹学的发展抱有拳拳之心,他正在寻找新的路径以进入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

  西域研究应“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从事龟兹研究多年的学者,您对龟兹学和西域学的发展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霍旭初:古代新疆从地域上、历史上看,可以从三大文化中心区去观察西域历史文化。它们就是于阗、龟兹和高昌。目前,吐鲁番学已创建多年,基础已基本打好;龟兹学正方兴未艾,有了一定基础;唯有于阗学,有关方面重视不够,还处在徘徊之中。于阗、龟兹、高昌三学应三足鼎立,支撑西域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西域学是互相关联的,应该让这“三驾马车”驰骋起来。

  古代龟兹地区主要是今阿克苏地区的东四县:库车、拜城、沙雅、新和。10年前,阿克苏地区成立了龟兹学会。学会编辑、出版了五期《龟兹学研究》,加上创刊号,共六期,此外还有一期维吾尔文版。我们开过5次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国内外专家的参与。除了学术成果之外,内地专家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这证明“官民合办”学会是一种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崭新形式。

  龟兹文化博大精深,龟兹文明内涵是多方面的,目前龟兹石窟研究成绩显赫。但在石窟之外,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比如对龟兹文化研究有战略意义的语言文字问题。龟兹古文字资料数量相当可观,对其破译和解读非常重要。这个领域的研究一直为德国人施密特、法国人皮诺等外国学者所垄断。季羡林先生曾研究过吐火罗文并有所建树。新疆学者更应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我们必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哪怕要花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以“毗昙学”作为解谜的钥匙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重视佛教的思想研究,如从“毗昙学”角度研究龟兹佛教。这出于什么考虑?

  霍旭初:近年来,我对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研究有许多感受,也有了一定信心。过去我们太强调看国外的研究成果,注重外国的材料。实际上汉文佛经是一座巨大宝库。其中的“毗昙学”也就是佛教经、律、论三藏中的“论”,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佛教理论。只因我们过去受到一种偏见的影响,认为龟兹佛教已被前人研究得剩义无多,加上缺乏“越雷池一步”的勇气,徘徊犹豫“找不到北”。后来我们认识到,中国佛教史在隋唐之后,受内地出现的“耻小慕大”(贬低小乘,抬高大乘)思潮影响,西域佛教尤其是龟兹佛教逐渐被“边缘化”,最后被挤到几乎被人忘记的角落。龟兹佛教的边缘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历史误会。大乘思想自然有其进步性,但不应刻意丑化小乘,强加给小乘许多“罪名”(如称其为“焦芽败种”)。

  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发展脉络,没有小乘思想,怎会有后来大乘的发展?佛教自身经过四个发展阶段——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这些阶段一脉相承。龟兹佛教总体是在部派佛教阶段,也就是小乘佛教阶段。认清这个历史概念后,就会有全新的观点和视角。

  过去受大乘思想约束,用大乘思想套龟兹石窟,现在看来完全走了弯路。以佛经为例,过去认为部派佛教的经典太少。其实,唐初的玄奘、义净两位高僧不一定信仰部派佛教,但他们目光很宽,为了研究将部派佛教的经论都从印度取来。玄奘用相当长时间,将部派佛教的重要思想“毗昙学”的《六论一足》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合盘译出,贡献极大。义净几乎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的各类戒律全部带回并进行翻译。

  上述佛经足以解决困扰我们的文献问题。龟兹石窟反映的很多佛教思想内容,都可与这些经典相对应。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已经注意到“毗昙学”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作用与贡献。但后来玄奘翻译的“毗昙学”经典长期被忽视,不能不说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缺憾。过去,新疆的龟兹佛教研究学者长期迷茫,不知道如何开展研究,原因就在于未找到打开龟兹佛教大门的钥匙——“毗昙学”。

  龟兹佛教及龟兹石窟研究需要找到可行的途径。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两个定位问题:第一,历史定位,龟兹佛教属于大乘佛教之前的部派佛教时期,部派佛教在印度一直延续到公元八九世纪,龟兹佛教属印度部派佛教的延续;第二,理论定位,龟兹佛教属于部派佛教时期的“说一切有部”思想体系,应以“毗昙学”为基础开展龟兹佛教研究,当然,大乘佛教和密教在龟兹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但以“毗昙学”为主导的思想不能偏离。

  解密壁画需进入佛经“深水区”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种观点在石窟壁画与佛教思想结合上,有哪些具体的实例?

  霍旭初: 窟顶的因缘故事画,包括释迦牟尼“应果报应”的故事都是石窟壁画与佛教思想结合的例子。

  部派佛教认为,释迦牟尼佛也是普通人,会经历生老病死,也会影响他人产生“欲望”。比如,龟兹石窟壁画中有一个女性痴迷地看着佛,而将自己的孩子当成水桶误系入井。这个因果关系,说一切有部叫做“所缘随增”,即佛有引发他人欲望的因素,所以也是不圆满的,佛教称为“有漏”。这在大乘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如果不从说一切有部思想寻找依据则无法解释。龟兹石窟这类壁画很多。我曾写文章讨论释迦牟尼过去做过恶事,如今受到报应的种种事迹。说一切有部认为“业报”是铁的规律,任何人都不能逃避,这个思想是小乘佛教的重要哲学思想。东汉时翻译的《佛说兴起行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经,此经就是讲佛过去做的一些恶事和如何受到报应的,这在中国佛经中是非常罕见的。

  克孜尔石窟第118窟的正壁有一幅大型壁画,绘有三个女子,其中一个女子裸体托着乳房。过去有人据此大讲龟兹石窟的裸体问题。其实这是一幅戒律性质的壁画。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典记载,释迦牟尼娶有三个妻子,壁画中三个女子的身份问题就清楚了。找到对应的经典,龟兹壁画中的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但要解决更深层次、更多的问题,我们还要进入佛经的“深水区”去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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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春海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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