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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位性”与“文化维模”:华文域外传播策略
2013年10月23日 15: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3日第492期 作者:王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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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外位性”与“文化维模”理论证实了中华文学的域外传播是必要的、可行的和有价值的文化输出行为,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尚需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

  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与此同时,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也是必然存在的。借用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外位性”思想和社会学家帕森斯的“文化维模”理论来阐明,中华文学域外传播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策略和秉持的立场。

  巴赫金在早期的哲学人类学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外位性”思想,旨在强调主体存在中自我与他人的依存关系。其后,他将“外位性”思想进一步拓展至价值和文化领域。这让我们对于文化输入或输出有了全新的认识。运用于中华文学的域外传播,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中华文学在域外传播时不能因为担心西方文化的抵制而过分迁就,丧失自我。按照巴赫金的理论类推,对西方文化而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显然颇具“唯一性”。不仅如此,中华文化还具有独特的吸引力,时下的汉学热就是力证。因此,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华文学要自觉承担输出精华的重任,让世人在文学阅读中了解华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为,从而消弭隔膜,减少误解。二是在域外传播时,他者的眼光或评价也是我们反观自身的一种途径。巴赫金一再强调,“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由此可以得知,这种“外位性”立场恰恰可以使人看到因身在此山而不能看到的潜在涵义,对于我们认知自身的文学/文化极具参考价值。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的行动体系理论中,强调了文化的维模功能,即任何民族的文化都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这既保证实现文化的积淀、凝聚、存储、传承,也是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形成新传统的基础。因此,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模式与文化的选择、自我保护功能(即维模功能)相联系。简言之,维模功能可以使在地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一种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有的文化模式的维护时,便容易被接受;而如果外来文化对原有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或破坏性时,维模功能便起到一种保护作用,竭力阻止外来文化的侵入。实际上,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两个具有显著文化源差异的民族间文化交流,都必须要适应对方民族所处的文化圈的特殊情形,并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优长的基础上,坚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若将这种观念运用于中华文学的域外传播,则可理解为,中华文化经由中华文学进行域外输出时也要考虑到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其他文化形态的“维模”效应。

  显然,上述两种理论证实了中华文学的域外传播是必要的、可行的和有价值的文化输出行为,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尚需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

  接受主体要有层次性

  中华文学域外传播的效果,最终还是通过众多异域读者的接受度来检验。而具体的受众在年龄层次、知识水平、社会阅历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中华文学在域外传播时显然不能“一刀切”,必须树立以服务多种层次读者为导向的传播意识。总体而言,域外读者按照语言水平和阅读动机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完全不懂汉语或略懂汉语但尚无直接阅读汉语文本能力的大众读者,其阅读动机纯粹是希望通过中华文学译本来了解中华文化;第二类是精通汉语、能够自如地阅读中华文学作品的专业读者,即我们通常所称的汉学家,其阅读动机主要是学术研究;第三类是在大学中文系(或东亚系)、孔子学院等机构修读汉语科目,具备一定语言基础的学生读者,其阅读动机或分属于上述两类读者之一,或二者兼有。其中,第一类读者所占比例最大,第二类读者数量最少,第三类读者最有发展潜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文学域外传播的主要接受群体是大众读者,而不是那些专业的汉学家。这并非否定汉学家在中华文学域外传播中的重要性,而是因为,最大多数读者的接受度才是衡量文学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中华文学传播的实践中,如何选择分别适应三类读者口味的传播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传播过程要有渐进性

  由于域外读者的接受层次有别,和中华文化的差异度也不均衡,因此在中华文学域外传播的过程中还要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这需要从两个角度来解读:其一是传播对象的地域角度。笔者曾经按照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文化身份以及地域分布将中华文学的接受人群大致归为内、中、外三圈,其中内圈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母语文化圈,中圈是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双语文化圈以及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汉字文化圈,外圈则主要指母语非汉语的欧美、澳洲等地的西方文化圈。据此,中华文学域外传播的路线应该是先从双语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入手,广泛积累经验并且接受当地读者的反馈,然后再进军西方文化圈,尽量避免域外读者对于中华文学中文化内涵的误读。其二是传播文本的难度。中华文学历史悠久,既有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又有与时俱进的近现代和当代文学。不过,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古典文学难度最大,它可以是汉学家的研究对象或专业学生的学习对象,却不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因此,普通读者首先接触现当代文学,借此了解当代中国进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再来阅读古典文学,这应该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渐进式的阅读/传播策略。

  传播内容要有选择性

  中华文学在域外传播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如何选择文学作品的问题。乐黛云认为:“以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推介是单方面的,自己觉得什么好就向别人推介什么,但被推介的作品在国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我们认为好、国外读者也乐意读的作品呢?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应该在兼顾中外读者审美追求的基础上凸显自身民族本土文化的特色。中华文化中存活的广博多样的地域文化、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扎根于大地的乡土文化、深藏于普通百姓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特质以及转型期平民大众在思想意识领域所具有的潜流暗涌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域外文化的鲜明特征,都可以也应当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进行体现。若失却了这种对于域外受众来说的文化差异性,文学作品也就失去了其域外传播的自身独特的价值。

  (作者单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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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文学法文译版数据库”

  “远东文学法文译版数据库”,缩写为ITLEO。该项目的研究团队成立于2004年,当时的核心人员是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后来吸收了来自其他亚洲语系相关专家和学者,并于2008年改名为“远东文学和翻译研究所”,简称“LEO2T”。2012年初,研究所与另一支亚洲研究队伍合并,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成员,取名为“亚洲研究所”(IrAsia)。“远东文学和翻译数据库”是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一。该项目不仅限于中法文学翻译领域,也涉及亚洲其他国家在法国的翻译文献。进入该数据库的翻译文学除了中国文学以外,还有日本、印度(以印地语为源语言)、韩国、朝鲜、越南及泰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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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兵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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