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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实践进行社会治理
2015年01月26日 03: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3日第696期 作者:仇立平 字号
关键词:社会治理;中国社会;社会阶层;道德;改革开放;依法治理;全球化;制度;市场经济;实践

内容摘要:社会治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智慧中汲取营养,如此才能实现有效治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大历史脉络中国家逻辑具有延续性和共性,传统帝国治理中的组织困难、制度安排以及转化机制,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并无实质性改变,因此历史上的帝国逻辑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间多有关联。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有效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政府目标和地方非官方制度安排的融合,能够使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官方职能与地方制度安排交织在一起”。第二,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角度看,强调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及相关制度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关键词:社会治理;中国社会;社会阶层;道德;改革开放;依法治理;全球化;制度;市场经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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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领域的重要体现。社会治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智慧中汲取营养,如此才能实现有效治理。

  中国社会治理基础迥异于西方

  现代治理概念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具备较为成熟市场经济的后工业时代;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被纳入全球化进程中,同时又有其本土化发展轨迹,两者交互作用,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实践,在中国语境下具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意涵。

  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它的社会学表达,至少从社会阶层研究视角看,即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很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仍然处于金字塔形阶段,但不排除部分发达地区率先进入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形阶段。根据“六普”人口资料,类似上海这样的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才刚刚开始转变为标准型的金字塔形社会阶层结构。这一方面说明,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向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即使在发达城市,中心区和郊区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当我们借用西方的“治理”概念时,就不得不考虑“治理”的中国语境特征。

  在中国,社会治理因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的交融和对抗而区别于西方社会治理,也就是说,在中国进行社会治理,必须考虑传统与现代的杂糅及相互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大历史脉络中国家逻辑具有延续性和共性,传统帝国治理中的组织困难、制度安排以及转化机制,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并无实质性改变,因此历史上的帝国逻辑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间多有关联。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及其内涵,所谓“治理”就是“治”(ruling)国“理”(managing)政。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乃至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对强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起到迟滞甚至“屏蔽”作用,或者至少已改变强国家社会治理的表现方式。

  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

  有效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政府目标和地方非官方制度安排的融合,能够使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官方职能与地方制度安排交织在一起”。东西方国家在实现这种有机结合的过程中都有其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其实质在于能否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形成一套包括国家在内的行动主体都能遵守或认同的共同规则,从而建构可预期的秩序模式。只有从“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与秩序”多维视角中才能准确把握“治理”在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表明,多元治理的主体仍然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但社会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中间层达到对社会的治理;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治理也是现代性不断获得的过程,因此社会治理又是一个不断规训的过程。

  概而言之,对社会治理的解读不能离开正在实践中的中国社会治理,而实践中的社会治理又是与传统相关联的,其背后隐藏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很有可能与国家、市场、平民主义的利益诉求有关。首先,正如美国学者米格代尔、斯特雷耶等指出的,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只有强国家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如果他没有国家,他什么也不是”。弱国无外交,弱国其实也无“内政”。中国近代史表明,包括国家在内的共同体的崩溃,将会导致费孝通所指出的自我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的泛滥,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是说,当个人不能得到共同体的庇护时,成为原子化的个人必然会采用最原始的方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其次,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正如马克思曾经说的那样,资本将会为自己强行开辟道路。它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很少正视国家与社会设置的障碍;它总是精力旺盛,试图跨越一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约束。最后,国家的合法性依赖于能够回应平民主义的利益诉求,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护共同体成员的利益,也就失去了国家的合法性;而市场经济将会改变国家行为的表现方式,也会改变平民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即由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具有民粹倾向的平民主义,转变为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具有理性倾向的平民主义。

  (本文获2013年上海大学085工程“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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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社会治理的目标看,强调推进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第二,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角度看,强调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及相关制度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贫、慈善、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制定社区矫正法。”

  第三,从社会治理实践的角度看,强调法律是推进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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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仇立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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