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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宪法精神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2015年01月26日 03: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3日第696期 作者:赵孟营 字号
关键词:宪法;文本;技术基础;契约;宪治国;约定;观念;叙事;宗法社会结构;行动

内容摘要:宏大叙事的可能性必须基于局部叙事的技术基础:如果国家事务的每一个领域的演进过程都与宪法的“文本”在逻辑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事务的全局也必定与宪法的“文本”在逻辑上一致。”虽然中国整体上还处在现代社会发育早期,但是我们可以借用利奥塔“临时契约”的术语,来理解所谓的“技术基础”:当国家各个领域中的行动者们的“临时契约”与宪法文本逻辑一致时,“依宪治国”的技术基础就已经形成了。只有当行动者按照与宪法文本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精神相似的原则订立契约时,这种契约才会是与宪法文本逻辑一致的临时契约。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早期现代化国家,都是先由少数先进分子领悟宪法精神、确立宪法精神,再通过传播宪法精神最终达成宪法文本的。

关键词:宪法;文本;技术基础;契约;宪治国;约定;观念;叙事;宗法社会结构;行动

作者简介: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依宪治国”,这从宏大叙事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能性。作为文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统治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着非常清晰的描述。当执政党宣告未来治国理政的刚性约束是基于这样一部充满现代意义的宪法文本时,人民必然充满着期待;当执政党将这种宣告转化为制度安排时,人民必然拥护这些制度;当执政党在治国理政的每一个领域的权力行为都服膺于这些本源于宪法的制度中的规则时,人民在国家一切事务中的主体地位便能够得到可持续的确保——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这种“文本—制度—行动”的路线图,既是工业革命以来早期工业化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基本模式,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基本模式。

  个体的“宪法精神”是依宪治国的技术基础 

  宏大叙事的可能性必须基于局部叙事的技术基础:如果国家事务的每一个领域的演进过程都与宪法的“文本”在逻辑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事务的全局也必定与宪法的“文本”在逻辑上一致。利奥塔在讨论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向特征时曾经这样描述现代特征:“不论在职业、情感、性爱、文化、家庭、国际交往等方面,还是在政治事务中,临时契约都正在取代永久的制度。”虽然中国整体上还处在现代社会发育早期,但是我们可以借用利奥塔“临时契约”的术语,来理解所谓的“技术基础”:当国家各个领域中的行动者们的“临时契约”与宪法文本逻辑一致时,“依宪治国”的技术基础就已经形成了。怎样的“临时契约”才能够实现与宪法文本的逻辑一致?只有当行动者按照与宪法文本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精神相似的原则订立契约时,这种契约才会是与宪法文本逻辑一致的临时契约。换句话说,就是当行动者具有“宪法精神”并据此来彼此相互约定时,其约定必然与宪法文本逻辑一致。因此,“依宪治国”的技术基础的实质就是:国家事务的每一个领域的绝大多数行动者具备了“宪法精神”。也就是说,个体的“宪法精神”是宪法文本得以充分实践的基础。

   “宪法精神”的对立面是“宗法观念” 

  在文本宪法的象征意义之下,在当下实践中主导着国家各个领域事务的行动者的订约原则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固然不能说所有领域的所有行动者都缺乏“宪法精神”,但是一些领域的行动者在处理事务时不是依循“宪法精神”,而是依循“宗法观念”。在公共权力领域,一些行动者认为,上级是下级的“恩主”,下级是上级的“仆从”,他们据此来订立约定:上级和下级关系一旦形成,则人际的忠诚和服从是最高原则。这样的约定导致上级和下级的职权等级分工关系最终演变为主仆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知识领域(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一些行动者认为,导师是学生的“恩主”,学生是导师的“仆从”,他们据此来订立约定: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一旦形成,则学生对导师的忠诚与服从、导师对学生的提携和关照就是最高原则。这样的约定导致以知识传授为起点的师生关系演变为“知识教主”和“知识学徒”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家庭领域,一些行动者认为,父母是子女的“恩主”,子女是父母的“仆从”,他们据此来订立约定:亲子关系一旦形成,则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与服从就是最高原则。这样的约定导致以社会化保障为起点的亲子关系演变为亲主子从的人身依附关系。经济领域的老板和员工、体育领域的教练和运动员、艺术领域的师傅和徒弟等都具有类似的现象。

  这种宗法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周王朝建立分封建制开始一直到清王朝灭亡,所谓王朝更迭历史其实不过就是国家最高宗主的更迭历史:最高宗主虽然不断变换,但宗法结构的统治逻辑一直在绵延。在宗法社会结构的国家,宏大叙事的基本原则就是君权神授、宗主神圣不可侵犯、血统地位世袭,等等。宗法观念既是这种宗法社会结构的结果,也是宗法社会结构的技术基础。在宗法观念支配下,亲子之间、夫妻之间、君臣之间、师徒之间都按照“恩主”和“仆从”的方式订立约定:“临时契约”与“永久制度”高度契合。

   用“宪法精神”革除“宗法观念” 

  “依宪治国”在局部叙事中难以落实的就是这样的历史负资产:作为制度的宗法结构在宏大叙事中已经消亡,但作为历史遗存的宗法观念在局部叙事中仍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许多行动者。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用现代“宪法精神”革除传统的“宗法观念”,就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技术难题。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前提是要依靠知识精英传播现代宪法精神。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早期现代化国家,都是先由少数先进分子领悟宪法精神、确立宪法精神,再通过传播宪法精神最终达成宪法文本的。中国的宪法文本也是经由无数先贤奉献生命和智慧而达成的,而向全体人民传播宪法精神,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是一项基础性任务。解决上述技术难题,关键是执政党践行宪法精神,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只有当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关键资源的分配实现了宪法文本的核心原则,“依宪治国”的努力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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