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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堂:网络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2014年06月13日 07: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3日第607期 作者:付子堂 字号
关键词:网络;法治化;法治中国;附子;治理

内容摘要:建设网络强国的工作重点有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要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解决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

关键词:网络;法治化;法治中国;附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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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建设网络强国的工作重点有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要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解决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二是治理层面,要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历史和实践启示我们,建设网络强国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网络法治化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

 

  2014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这20年来,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已经并将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今,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信息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及时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明确提出要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建设网络强国的工作重点有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要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解决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二是治理层面,要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历史和实践启示我们,建设网络强国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网络法治化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

  正确处理网络主权与网络自由的关系

  在互联网时代,亟须确立国家网络主权意识。随着网络日益成为新的国际政治角力场之一,网络主权也日益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网络领域的核心技术上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对网络信息安全和网络空间秩序的维护就成为了新时期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在网络信息化和网络技术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提倡所谓的“网络自由”,力图以无边界的网络空间来输出其价值观。但在实际行动中,美国却极其重视网络安全,斯诺登事件就将美国从网络道德高地上扯落下来。因此,我们需要提防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倡的所谓“网络自由”。网络虽是虚拟空间,但在网络空间里依然应以国家主权为主。2012年1月13日,时任外交部法条司司长黄惠康受访时称,网络还应该是在国家主权之下,无论是网络的建设、监管,还是打击网络犯罪,都是政府的责任,它不是一种随便想去就能去抢占的地盘。网络空间里的国家主权,就是一国对信息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具体表现为对内享有对其管辖地域内信息制造、传播和交易活动,以及相关的组织和制度拥有的最高控制和管理;对外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参与国际信息活动,并在信息利益受到他国侵犯时,进行必要的维护甚至反击。

  正确处理依法治网与依法维权的关系

  网络不能游离于法治之外,网络快速发展的同时,立法必须跟进。对网络安全的维护,由于涉及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权利的冲突,必须通过法律划清二者的边界。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以保障大多数人的自由,必须对个人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当然,这种限制也必须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对个人网络信息的获取和收集,就必须具备正当理由、经过正当程序,这种正当性必须建立在法律授权的基础上。比如,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数据主体要求数据控制方删去和拒绝传播关于他们个人数据的权利,这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网络人权——“被遗忘权”(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网络以 “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让普通公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事实上,这种“自由”不仅成为网络公司获得注意力经济的一种手段,还实际上将人处于无所不在的监控中。于是,“被遗忘权”赋予公民平衡与互联网公司力量的重要砝码,被认为是改变网络中个人与互联网公司之间对个人数据处理力量失衡的一种法律努力。“被遗忘权”的价值,从微观处着眼,就是对个人数据自决权的实现;而在宏观处观察,尤其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而言,就是对网络安全的维护。

  正确处理网络监管与网络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需要采取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这是我国总结多年来改革进程取得的一个共识。2013年,司法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惩治网络谣言、网络诽谤等行为的行动,出台了相应的惩治网络谣言等网络侵权的司法解释,有效地净化了网络环境。网络社会的复杂性,要求实现从“监管”到“治理”的转变。鉴于网络安全对一国政治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以及社会安定的重要影响,对网络的治理应建立一种常态化、法治化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力图让每个人都能依法参与到网络治理中来,实现对网络的“多元治理”,政府需要扮演好引导者角色。因此,建设网络强国需要依法梳理网络领域的社会关系,明确权利义务,对法律主体的行为进行指引、规范、评价。惟其如此,才能使信息化得到充分发展,使网络安全获得可靠保障。

  正确处理网络监督与网络责任的关系

  无论立法规制还是法治化的网络治理模式,最终都要落实到执行者的手中才能发挥出好的效果。随着网络舆论监督的兴起,网络被誉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当下如火如荼的“网络反腐”,提供了一种新的公民对权力进行监督的工具,但也应当善加引导。显然,对于夹杂着花边新闻、谣言泛滥等杂乱无序的“网络反腐”,必须予以进一步规范,并要求政府部门必须善于用法治思维解决网络治理难题。经过最近几年网络舆情应对案例的警示,社会和政府部门在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上有了长足进步,但仍有改进之处。要进一步切实界定并履行各自的法律责任,提升应对网络事件的新技能,建立常态化网络互动平台,建立网络舆情研判和预警机制。应学会运用法治方式优化网络监督,明确网络责任,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全民守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区别于传统的人治方式和人治思维,相对应就是要实现治理的法治化,使法治化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对网络安全的治理,对网络强国目标的追求,也应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框架内,推进依法治网,从而有效地保障网络安全。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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