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何以为历史”以及“历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人们一直纠缠不休。撇开文明进程中渐次呈现经验的直观的各民族之多样态“历史的”具象，在精神形而上学深度反思、追问的意义上，人类面对并必须回答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自古及今，人类依照自己“进入”、“创制”、“支配”、“拥有”历史的方式对于现有人类史的诸种解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合法性？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贴近人们热衷的现代性问题，进而展现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

　　　现代性框架无法证成唯物史观理论的规范基础 

　　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为旗帜，坚信人类将不断朝向文明、进步目标迈进。当经历了启蒙以后的“极权主义”、“战争”、“暴力冲突”、“奴役”等酷烈现实，伴随着阿多诺“神话变成启蒙”、“启蒙倒退成为新的神话”悖论，在人类所创造的历史中，究竟有哪些“成就”是真正体现、延伸、升华了人性的神圣、尊严，又有多少智慧被用来促进并持续地提高人类的公正和幸福的生活目标，从而让整个人类在改善的生存与生活境遇中，获得福祉、体验人性的华美和尊严？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无疑是全新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革新以往旧哲学的着力点，必然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对其何以可能、所以如此的内在根据之反思、批判意义上的颠覆。唯物史观究竟应以何种主张和理论预设为自己区别于以往历史观的标志，从而成为一种“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始终没有达成应有的共识。常见的理论事实是，在现代性的理论框架内，马克思的全部哲学一直被按照“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解读。美国政治哲学家伊安·夏皮罗断言，马克思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是“彻头彻尾的笛卡尔哲学”。赫勒认为，在“现代性”理论的三个奠基人当中，马克思是典型的19世纪的学者，唯物史观理论的思想目标没有超出整个19世纪的理论局限。因此，马克思关于“历史”（本质和目标）的见解和主张，是一种基于现代主义立场的“极度乐观主义”宏大叙事。于是，这样被理解的“现代性”基于两个相互联系的假设：生产力成了“始因”，成为了最终的基础；技术及其发展从定义上说就是理性的，正是通过技术的发展，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逐步导致社会（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控制。

　　赫勒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理论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将马克思的理论归结为“科学主义”分析框架，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从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本质来看，唯物史观理论构架中的“生产因素”、“技术因素”，的确是含有近代“实证科学”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实质。

　　实际上，赫勒所忽视了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贡献被麦卡锡所洞见。依麦卡锡之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中蕴含着一种源自希腊城邦的“社会伦理学”主张、一种“社会正义”诉求。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价值在于，马克思认识到从资本主义体系的技术理性角度来看，它被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所驱使，从而把社会推向这样一个方向，现代性的产业和技术进步成为了人的自由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