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用“现代性困境”或“现代性危机”来表征现代实践方式所陷入的悖谬境况，并对这种现代实践方式及与之相应的观念表现形式进行批判。此即所谓现代性批判。但当人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却只是直接抓住现代性观念的现成表现形式进行批判，忽视了对使得现代实践方式获得其合理性表征，即在观念上获得支撑、引领和确证的现代实践观念及其起源的考察。这就要求我们，详细考察现代实践观念的起源，继而在其与现代性的关联中发现现代实践观念的缺陷及其克服之道。

　　现代实践观念与古代实践观念存在巨大反差 

　　卢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一断言可以说是对人类现代性困境的最好描述。那么，如何才能破解现代性的困境？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将破解困境的源头追溯到了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时代；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对“技术的追问”实现对现代性的批判。比较而言，后者显然更为切中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这就将技术这一现代人类实践的主导方式提升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看作现代社会最为根本的规定性。海德格尔正是以此来说明现代技术与现代性困境的内在关联。

　　但技术在现代社会成为了“最为根本的规定性”意味着什么呢？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技术的分析是在与古代和中世纪的对比中进行的。那么，与古代社会相比，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的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这需要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实际上，我们现时称作“实践”的生产活动，就是亚里士多德称为“制作”的人类活动。他认为，在实践的道德与政治活动以及作为沉思的理论活动中，以永恒的东西为对象的理论具有最高地位，而在以可变东西为对象的活动中，实践由于是一种具有内在目的的活动而高于外在目的活动的制作。于是，制作成了最为低下的活动方式，就在于技术或与之相应的制作的目的在活动之外。

　　如此一来，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技术或制作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便与现代社会所理解的形成了巨大反差。前述海德格尔尽管在现代性批判背景下将技术归结为现代性危机之根源，但对于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否认。关于这一点，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高度评价黑格尔对生产劳动的正面肯定。当然，马克思也批判了黑格尔忽视劳动的消极方面的问题。不过这种批判首先是以对于生产劳动的高度肯定为前提的。于是，现代哲人对于生产劳动的理解，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理解存在着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