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科学革命”后，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出现分流：自然科学追求发现和认识“未知”事物，形成“求是型学术”（Scholarship of Discovery）；人文社会科学注重解释和理解“已知”现象，形成“解释型学术”（Scholarship of Interpretation）。历史学的主要任务也逐步从“重构”历史发展到“建构”和“解释”历史。如今，随着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将“求是型学术”引入人文社会科学，在两种研究方法或认识论间架起桥梁，已成为诸多学科因应时代发展、寻求学科对话和提升影响的重要手段。对处于边缘化危机中的历史学来说，这或许是一次难得的时代发展机遇。

　　 

　　　　研究方法脱节：历史学边缘化趋势加剧 

　　就目前全球学术界的情况而言，历史学的境遇可谓不佳，其学科地位有不断边缘化趋势，对青年人才的吸引也愈发无力。举例来说，最近50年来，美国以人文学科为主业的学生比例从14%下降到7%，即便哈佛这样以基础人文学研究久负盛名的一流大学，人文学科为主业的学生比例也从近40%大幅下降到20%。而中国某些大学的历史院系中，一些学生被“调剂”而来，专业思想不稳固，对史学专业缺乏兴趣，出现“混学位”等现象。有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反映了历史等人文学科的窘境：在全球经济竞争时代无所贡献，对学生就业缺乏帮助，在技术革命的浪潮前显得老旧不堪。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学自身实用性不强，难以“致用”所致，但笔者以为，这更可能是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脱节所致——无法“致用”于其他学科以发挥其基础学科的功效，形成了学科体系中的“孤岛”。近二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注重依托大数据平台，开展可比较的量化研究。这些大数据平台使得不同学科对同一材料的不同解读和互补研究、探索成为可能，大大促进了这些学科间的交流和学者间的合作，相关学科的活力和影响也由此得以彰显。但历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历史学界对此方法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实践更是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家掌握的丰富、珍贵的史料和深刻、细碎的历史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其他学者参与研究和学术对话，成为导致今日历史学边缘化趋势持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