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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史学要想在当今国际史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则应加强自身的话语体系建设,对中国历史编纂学进行研究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历史编纂学遗产的总结、继承乃至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重大的学术工程,需要史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密切相关。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厚重而丰富的历史编纂学遗产。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理论价值,不仅是推动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历史遗产颇为丰厚
中国史学肇始于先秦时期的《尚书》,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它具有“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编纂特色。此言指出中国史学自发轫时便具有很高的编纂立意。尔后,《春秋》《左传》《国语》等史学名著相继问世,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所撰《史记》首创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合的撰史体例,从多元视角彰显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旨趣。班固对《史记》五体撰史的结构予以改造,断代为史,撰著《汉书》,遂为后世正史撰述的不祧之宗。
承《史记》《汉书》之遗风,魏晋时期开创了中国历史编纂新局面,官方修史与私人撰述各具特色。唐初史家将魏晋以降的史学总结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杂传、谱系、簿录等13个门类,刘知幾在《史通》中从理论高度首次系统梳理了历史编纂的演进脉络,剖析了不同史书在体裁、体例方面的优劣得失,推进了历史编纂的发展。
宋元时期史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主要体现在三部通史性巨著,即司马光、郑樵和马端临分别采用编年体、纪传体和典志体撰写的《资治通鉴》《通志》和《文献通考》。中国历史编纂学演进至清代,呈现出范式总结的趋向。四库馆臣从文献目录学视角,将“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史钞、史评等15个门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则从史学理论维度对传统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总结,从理论上揭示了中国历史编纂具有“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的演进特色。
进入20世纪以来,章节体成为史书编纂的主要方式。同时,史学界也在不断探索历史编纂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