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尧及帝尧陵墓一直处于信史与传说的交织下，后世也主要通过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来了解帝尧。最早关于帝尧的记载见于《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由于并没有考古方面确凿的直接证据，使得尧——这位深受历代统治者与民众爱戴的“圣贤”颇为神秘。如何拨云见日，正确认识处于信史与传说交织下的帝尧？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代史料和民间传说都有对尧的记载，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些记载？

　　冯时：今天，我们对黄帝、帝尧等的宣传，是凝聚海内外华夏儿女的纽带，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涉及相关学术研究，则必须严肃对待。当前，存在用民间传说阐释考古成果的情况，这实际上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尧是传说中的人物，历代学者一直怀疑尧是否真正存在。近代学者如郭沫若、顾颉刚以及其他古史辨派的学者，对传说古史都进行过系统的批判，推翻了长期笼罩史学界的以三皇五帝为信史的古史系统，形成了颇具实力的疑古思潮，对于盲目信古的倾向展开了全面的反思，提出只有在清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展开科学的释古工作。

　　作为“人文共祖”的黄帝，以及作为“中华根祖”的尧，都是在战国历史观和宗教观背景下出现的历史人物。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把尧塑造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但是在文章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写道：“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如果把这些关于帝尧的记载当作信史，就缺少了最起码的历史观点。

　　顾颉刚先生曾经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观点是可以借鉴的。拿尧来说，最早关于尧的记载是东周时期的文献《尚书·尧典》。在商代甲骨文中没有关于尧的记载，当时的人们只知道商代的祖先契。在西周时期，人们追溯的最早的祖先是夏禹，比夏禹更早的则是“天”，这是今天我们根据出土文献能够知道的东西。在春秋中期以后，尤其是在战国时期，突然出现了关于尧的记载。所以，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点非常正确，从目前的史料看，似乎离上古越近的人越不知道尧舜为何人。对尧的祭祀都是在秦汉以后才出现的，从文献上看，则是到北魏时才有。因此，根据后世的证据，无法确证在上古时代帝尧曾存在过。

　　对于战国时期所创造的帝尧形象，要把它的本义钩沉出来，就必须进行严肃的史学研究。尧是天神，郭沫若先生早有精辟的阐释。我在《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一书中，也从宗教观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帝尧就是古人所创造出的具有政治意义和宗教意义的天神。而在我的另一部丛书《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中讲到中国古代的创世思想时，提出了“四神创世思想”这一新的说法。今天，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古人创世思想记载的最早文献就是《尚书·尧典》。在《尚书·尧典》中，尧“乃命羲、和”，羲、和命四神，四神就是二分二至之神，这就是中国原始的创世观。尧的意思就是高，尧者，高也，宇宙的最高处就是天。因此，如果我们探讨帝尧的学术意义，可以说他与中国古代的创世思想是有关系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战国时期，人们才将尧看作是文化、文明的祖先。因此，尧是一个人文观念，并不是确有其人。从祭祀的意义来讲，对尧的祭祀本质上就是祭天，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的人们对这个本义的了解越来越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