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忠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儒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论语·里仁》记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把“忠恕”与孔子尊奉的“道”联系在一起，这已经是很高的定位了。而“一以贯之”更进了一步，明确以“忠恕”为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骨架。在另一篇《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作为终生的行为准则，孔子标举出“恕”为首选，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两段重要的论述实为上述“忠恕”说的注脚：“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恕道”。前者是从积极面讲，后者是从消极面讲，合起来乃得全面。

　　正是由于孔子如此推重，后世儒者也便给予高度重视，出现了大量的相关阐释文字。这些阐释文字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个是概念本身的释义；一个是揭示、讨论与儒学其他概念的关联；一个是评价这一概念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孔子自己没有更为具体、详尽的解释，也由于阐释者各自理论倾向的差异，这些阐释文字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畸轻畸重的出入。但这种出入互相补充，反而更扩充了“忠恕”的理论蕴涵。

　　先秦至两汉的其他文献中，“忠”主要有二义：其一泛指美德，如“忠，德之正也”（《左传·文公元年》）、“忠者，德之厚也”（《贾子·大政上》）等。其二专指臣下事君之道，如“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荀子·臣道》）、“忠者，臣之高行也”（《管子·形势解》）等。“恕”的早期释义也较泛，如“恕，仁也。”（《说文》）儒学经典的注疏中，南北朝的皇侃《论语义疏》中开始有了 “忠，谓尽中心也”的明确解释。其后，唐孔颖达疏：“忠者，内尽于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度其义于人。”宋邢昺疏云：“忠，谓尽中心。恕，谓忖己度物也。”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由于孔疏本自唐之后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所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