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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文以载道”——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与张力
2017年09月01日 14: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章启群 字号

内容摘要:“文以载道”则是绝大多数时代的最强音、主旋律。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我们不难看到,几千来直到当代的中国的美学,一直是跟家国情怀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是两条线的变奏。从历史来看,也是中国美学、艺术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也是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不同的特征之一。

关键词:美学;中国;观念;审美;孔子;政治;艺术作品;玉器;文风;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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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西方,美学讨论的问题更多涉及艺术与真理的关系。从柏拉图的“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开始,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美学认为上帝是一切美的本源,以及近代以后对于艺术真理性的探索都是如此。因此,西方美学比较关注艺术与人的心灵(mind)能力之关系。鲍姆嘉通由此断论美学是关于感性和情感的科学,他亲自创立并命名的“美学”(aesthetics)一词,直译就是“感性学”。与西方美学不同的是,在中国美学特别是中国古典美学中,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则是非常特殊的问题。由于侧重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古典中国美学特别关注的是艺术的功能问题。

  当然,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学术观念、审美观念有很多转变,讨论古代中国不能不加区别笼统地谈。笔者认为,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而言,西周和西汉是两个巨大的拐点。而在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方面,魏晋时期是个巨大的拐点。因此,抓住这几个重要的拐点,中国美学的大致脉络就呈现出来了。

  中国古代的艺术大多都具有特定的实用功能。宗白华曾说过,上古三代的青铜器、玉器等,这些东西原来都是日常用具,但作为日常用具以后,慢慢被审美化了。即使是贵族佩戴的玉器,也是身份的象征。纯粹作为审美对象的器物比较少见。在实用器物美化过程中,很多因素是跟权力相关的,例如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当然,可能古人也认为,鼎的形态就是美的。我们现在也认为鼎的形态是美的,而且那种美感,是我们现在的工匠造不出来的,无论怎么造,也没有商代、周代的鼎好看。

  现存上古的文学作品,只有周朝的《诗经》。但是,周王室采风也只是看中民间诗歌的“美”、“刺”功能。不过,诗歌可以吟唱,与音乐一体。而“颂”是纯粹的庙堂音乐,庄严肃穆。“雅”是宫廷燕乐,也很斯文。只有“风”具有歌谣的审美特点,尤其是“郑卫之音”,很有动听之处。但是,对于诗乐的这种审美因素,很多当时的思想家都竭力诋毁。《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使人心发狂。”墨子认为“声乐害政”。因此,从社会价值的角度说,他对于美是排斥的:“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而孔子则大声疾呼:“放郑声,远佞人!”反复强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的这个思想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美学观念,即官方的或曰正统的美学思想。从汉代的《诗大序》到朱熹的《诗集传》,宣扬的都是这种美学理念。而对于《诗》的解释,主要是伦理学或政治学的,纯粹美学的比重极少。

  这种情况在魏晋时期发生了一点变化。学者认为,魏晋时期出现了“艺术的自觉”。“自觉”的含义是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东西,有自身的价值和规律,不再完全是其他事物的附庸。虽然,中国古代的艺术没有因此完全与政治或意识形态切割,但是,对于艺术本身价值和规律的探究、追求,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另一条路径。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宗白华所说,魏晋时期对艺术鉴赏、艺术创造理想追求所建立的美感形态,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整整1500年!例如陶渊明的诗、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云冈石窟的大佛,等等,都是后世顶礼膜拜的极品。魏晋时期在审美鉴赏提出的一些观念,例如“气韵”、“风骨”等,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全部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

  因此,魏晋时期出现“中国艺术自觉”是一个重大命题。研究中国古代的美学、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这是一个关节点。

  但即便如此,儒家正统的美学观念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唐代韩愈目睹六朝文风绮靡奢华,愤而疾言“文起八代之衰”,大力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竭力鼓吹“文以载道”。他所谓“陈言”即绮靡奢华之类不“载道”之言。“道”质言之,就是儒家之道,就是政治。这种正统的美学观念,经过宋、元、明王朝,在有清一代达到巅峰。清代桐城派在艺术理念上,从方苞到曾国藩,无不强调以文阐道翼教。道是主宰,文是附属仆从。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他们提倡的“清真雅正”的品位,俨然与孔子所云“思无邪”一脉相承。从艺术创造者的构成来看,桐城派其中不仅有职业文人,例如方苞、姚鼐等,还有中兴之臣、国家栋梁曾国藩等。因此,桐城派艺术理念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中国现代美学巨匠朱光潜应该就是桐城派队伍中的一员,由此即可见到桐城派与现代中国美学直接的血脉关联。

  从孔子经韩愈到桐城派,“文以载道”的观念,几千年来在中国延续下来。文风即学风,文品即人品,道德、政治和艺术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时刻,亦会产生一些揭示社会苦难和英雄颂歌等千古流传的艺术作品。例如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杜甫的“三吏三别”、文天祥的“正气歌”等。在20世纪中国灾难与拯救、风云激荡的历史中,出现了“救亡文艺”、“抗战文艺”。艺术家在救国救民的活动中挺身而出,奔走呼号,诞生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样悲壮激越的伟大爱国主义艺术作品。这即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外在化。

  当然,魏晋时期出现的“艺术自觉”所发出的诉求,始终是中国美学的一维。这些声音较多存身于诗论、画论、《闲情偶寄》《园冶》之类文字之中,只是这个声音始终不是主旋律。尤其是在太平盛世,追求纯粹审美趣味的思想和观念,实在是微弱到几乎没有。“文以载道”则是绝大多数时代的最强音、主旋律。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我们不难看到,几千来直到当代的中国的美学,一直是跟家国情怀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是两条线的变奏。从历史来看,也是中国美学、艺术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也是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不同的特征之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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