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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理论的当代阐释
2017年09月30日 1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曾军 字号

内容摘要:从生产的角度思考文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维度。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开创了文化生产理论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作者简介:

  从生产的角度思考文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维度。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开创了文化生产理论的研究空间。

  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首先,马克思从“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提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区分的两种生产理论。马克思将那些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等“特殊的生产方式”命名为“精神生产”,与“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的生产(即“物质生产”)相并列。一方面,“精神生产”是“人们的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没有物质活动便不可能有精神活动,而且精神生产是人们的物质生产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分工的分析揭示精神生产独立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分工)”。另一方面,精神生产所使用的媒介是非物质性的“语言”(这个“语言”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类使用的“语言”本身,而应该视为抽象的符号化的方式和行为),内涵包括“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诸如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艺术等都是具体的精神生产门类。这些“精神生产”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生产”。

  其次,在对物质生产规律的研究中,马克思充实完善了“再生产”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资本的积累过程”时展开了对“简单再生产”的分析,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进一步区分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从中可以概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性是“连续”,因而,不可能孤立地、静态地分析“生产”,而只能从“连续不断的生产”中来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再生产;不仅是为了简单再生产,更重要的是扩大再生产。第二,消费本身也并非对所生产产品的消耗,更重要的是转化为生产资料重新进入生产环节。所谓的“再生产”,绝非“生产”的简单的重复,所谓“消费”也不是简单的消耗,“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再生产”出“生产”所需要的条件(劳动力、资本以及物质需要)。第三,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则是“扩大再生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再生产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断延续。第四,“再生产”的实质在于,通过再生产和资本的积累,不仅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剩余价值,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再生产过程中得以稳固和发展。这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研究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原因。

  再次,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文化生产)还有鲜明的特殊性,有着与物质生产不同的规律。因此,“精神再生产”(即“文化再生产”,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没有明确被提及)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同样是文学艺术活动,精神生产是否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否被纳入“生产和再生产”环节也成为区分不同类型的精神活动(并非所有的活动都是“精神生产”,也有非生产性的精神活动)的标准。因此,从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来看,“文化生产”同“精神生产”一样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同物质生产一样,遵循生产的一般规律;其二,精神生产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与物质生产具有不平衡性,甚至在某些方面与物质生产相敌对。不过,在涉及“文化再生产”方面,马克思并未深入展开,究竟文化再生产遵循哪些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具有哪些独特性,工业再生产(物质再生产)究竟在哪些方面制约并影响了“文化再生产”(精神再生产),这些问题留给后世学者来研究了。但是,马克思建立起的“精神生产”(文化生产)及其再生产与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后被吉登斯用“社会结构”重写)、与“消费”(包括“消费行为”和“消费者”)的联系,已经为此后的研究打开了几条重要的通道,并由此衍生出几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文化再生产”的研究范式转型

  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中,“文化生产”、“艺术生产”、“文学生产”等精神生产的问题,获得了比较集中的理论关注,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研究的重要维度。如法兰克福学派用“文化工业”替代“大众文化”的概念,思考的是“这些文化作品(产品)是怎样被创造(生产)出来的”。在分析大众文化的生产或文化工业时,具有“唯生产主义”的倾向,不仅直接将物质生产的特点等价为文化生产的规律,而且还片面强调了“生产”环节对“流通”(大众传媒的传播)和“消费”的抵制和影响。他们完全没有给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以任何价值合理性的认可,而是将之全盘否定,认为这是对大众自上而下的欺骗。在关于“消费社会”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的批评以及对媒介文化(相对应于流通传播环节)的研究中,鲍德里亚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都迥异于马克思主义,也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消费的生产性”思想成为以消费为中心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鲍德里亚从两个方面揭示了生产与消费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是消费的生产性,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消费性。到了伯明翰学派,他们通过对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研究以及重置语境后的“受众研究”,重新将“大众”请回文化再生产的舞台,由此形成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大众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文化生产的“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过程,被以“解码—编码”的符号化过程为中心的“文化循环”理论所取代。从重视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学术传统”出发,伯明翰学派通过“重构‘大众’”构建了以大众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大众”不再被视为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分层性的“大众”;大众被分成“普通观众”和“迷”性观众两种类型,其中“迷文化”成为大众文化中最具再生产性的文化类型。

  直到晚近的澳大利亚文化创意经济研究者贾斯汀·奥康纳,不再简单地将“工业”归结为“资本主义工业”,而是视为一种文化产品的生产机制;也不简单地将“艺术”区分为“先锋的高雅的”和“通俗的大众的”,而是更加重视自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性精神对于艺术创造(创意)的影响,力图在“工业”背景下重新理解艺术的“创意”性质。他一方面从“文化(艺术)”和“生产(工业)”二元关系出发进行讨论,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理论的某种继承;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倚重以权力、区隔为特征的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这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思路的某种偏离。

  当代中国创意经济的理论反思

  通过以上问题史梳理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生产绝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不同的研究层理和问题意识,甚至在理论立场上具有针锋相对的意味。在对文化生产的研究中,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兰克福学派、后马克思主义到伯明翰学派,经历了从“文化生产”到“文化再生产”的研究范式的转型。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借鉴从马克思主义直到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资源时,必须做仔细的鉴别和理性的反思,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问题: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物质匮乏的“生产社会”到物质丰裕的“消费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逻辑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是否存在“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两种逻辑,抑或根底仍然是“生产主义”,只是表现形态有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发展到全球化、后工业时代创意经济的兴起,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如何既遵循创意经济的一般规律,又形成从文化政策、文化生产到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的新情况、新特点,对此我们应尽可能准确把握这些情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16ZDA19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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