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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相得益彰
2014年09月12日 07: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2日第645期 作者:马怡 字号
关键词:文字资料;证据法;史学;传世文献;出土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是以文字资料为基础的。近年来兴起的形象史学,对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并重,可以说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走向。

关键词:文字资料;证据法;史学;传世文献;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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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是以文字资料为基础的。近年来兴起的形象史学,对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并重,可以说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走向。

  二重证据法推进史学研究

  根据其来源,文字资料大致可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主要形态是书籍。汉字起源很早,行用数千年,而中国古人素有重记载、重史的传统,故传世文献数量巨大。其中,既有前人之记述,又有后人对前人记述的阐释和整理。这些资料重重累积,构成文字资料的主体。另一类文字资料是出土文献。其实,出土文献是一个泛称,不单单指经由考古发掘而出土的地下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简帛等),也包括传世文献以外的地上文字资料(如存世的古文书、档案等)。出土文献属于第一手资料,以真实见长,可补传世文献之阙。

  早在20世纪初期,王国维即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他还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资料外,更得地下之新资料。由此种资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资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古史新证》)他所主张的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考证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如今已成为学者公认的研究方法。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新学科的建立,皆与此有密切关联。

  新观念和新研究方法的出现,自有其背景和原因。19世纪后期起,中国史学已显露变化的端倪。进入20世纪后,正式开启了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在西方科学精神的熏陶和影响下,中国学者的创造精神受到激发,学理思维得以拓展,中西学术逐步交融。与此同时,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二重证据法”就是这一壮阔形势下的产物。

  史料范围进一步扩大

  “二重证据法”之说固然正确,但仍存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陈寅恪曾对王国维的主张进行概括和阐发,认为“二重证据法”包含了三方面的“二重综合”,即“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的“互相释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的“互相辅证”、“外来观念”与“固有之资料”的“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按其观点,史证并不限于文字资料,也可以是“地下实物”、“外来观念”。

  后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例如,黄现璠认为,研究历史学、民族学,应在“二重证据法”之外加上调查资料(包括“口述史料”),以作为第三重证据。叶舒宪认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应增添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方法的运用,等等。即是说,按照“三重证据法”,史证还可延伸到各种调查所获得的资料。

  能够用作史证的资料不止于此。当前,在史学研究领域里,视觉资料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这一趋势逐渐演化为一种潮流。这里所说的视觉资料,大致是指除文字资料以外的一切可视资料,既包括平面的图像(如绘画、铭刻、地图、书法等),也包括立体的实物(如雕塑、建筑、器具、织物服饰等)、历史遗迹、遗址,还包括体现历史传承的信仰、体现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的活动、场景,以及记录它们的照片、视频资料等。这些视觉资料,连同前述各种调查所获资料中的非文字部分(包括“口述史料”),都属于非文字资料。与文字资料相比,非文字资料的信息往往更为直接、更加丰富多样。

  非文字资料更为生动直观

  在文字资料与非文字资料之间,原本并无严格界限。实际上,不少界限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是在技术手段缺乏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就史证价值来说,文字资料与非文字资料亦无强弱、高低之分。以图像资料为例,如同文字一样,古人留下的图像也在向我们述说,而且更直观、更生动,只是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不理解或者误解罢了。其实,对于古人留下的文字,我们也会有读不懂或者误读之处。若能将图像、文字合在一起,两相对照,就较容易做到正确理解。

  非文字资料的采集、记录、储存和整理,都比文字资料困难得多。即便业内的专家,以前对非文字资料的掌握和利用也颇为有限。近几十年来,科技进步已使这一状况有了根本改变。质优轻便的照相、录像、复印设备给图像资料的获取带来了便利,现代排版印刷则使书籍、报刊中的图片(尤其是彩图)更为清晰,而且数量激增。尤为重要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开启了图像资料的海量之库,并降低了它的门槛。今天,研究者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共享图像资源、相互交流,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去收集资料,建立个性化的数据库,并进行昔日只有少数专家和专门机构才能从事的研究工作。

  在新科技的带动下,非文字资料将越来越多地为研究者认识和利用,并由此促生新的问题和新的思想,从而推进学术的发展。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资料与新问题。取用此资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其说亦适用于今日。在此情势之中,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觉悟,采取积极的行动,做“预流”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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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马怡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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